梁维燕

【导读】2014年5月，我们来到冰城哈尔滨，赴家中看望采访梁维燕院士。在梁老的眼中，学生时代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高中时期，他便组织兴趣相投的几位同学成立了学校的无线电研究会，由此萌生对电的热爱。194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洋大学，就读电机系，从此确定了一生努力奋斗的方向。

苦读为国邦

说起与北洋的缘分，梁老从他的家庭和儿时经历一路谈起。

我原籍是山西襄陵（现襄汾县），1929年10月2日生于北京。我小时候一直在北京生活，父亲叫梁如璋，他毕业于山西大学土木工程系，之后长期在外地工作。家务全靠母亲赵玉蓉操办，兄弟姐妹7人和老家来京的一大家子人生活在一起，和睦融治。我在孔德学校念的小学，在辅仁大学附中念的中学。

1947年，我高中毕业。那时候大学招生，是各个大学自己招自己的，没有统一招生。我高中毕业后同时考取了北洋大学和唐山铁道学院，后来考虑北洋大学当时在全国工科的高等院校里是属第一的，在国内外都享有良好声誉，就选择了北洋。

“花堤蔼蔼，北运滔滔”的北洋大学、“实事求是”校训的指引和激励、浓郁的校图学习氛围的影响，加上自己四年的寒窗苦读，让梁维燕充分地汲取了精神养分，刻苦地学习了基础知识，而活跃在校国里的先进革命思想也令正值青年时代的他抱定了远大的理想，立志用自己的青春汗水来服务国家建设。回忆起求学往事，梁老说：

我入学的时候，学校在西沽，穿过北洋桥过了北运河就是校址。学校里有南北大楼，还有广场，南北大楼之间有个化学楼，里面有阶梯教室，我们的大课当时都在那里上。 我们刚去的时候，一、二年级没有宿舍，就住在北大楼三楼的大教室，到三年级才开始进宿舍住。

当时学校完全是欧美那一套教育，开始的时候是用影印的英文课本，教师大多是有国外留学经历的，或者是英语很好的老教授，总之授课大多用英语。给我们班讲电路的老师是徐庆春，所谓电路就是现在的输变电方面的基础课。徐庆春是在北大楼给我们讲的这门课。

大学三年级以后，电机系开始分电力组和电讯组。我原来很喜欢无线电，解放前不像现在管得严格，无线电是可以自己组装的，我中学时自己就装发射机收发无线电，和同学通话。后来学电讯对数学要求特别严格，数学课程很深，我就转到电力组了。北洋大学的电讯组后来院系调整就变成北京的邮电学院了。北邮的名誉校长叶培大原来就是北洋电机系的教授，我最佩服他。

我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叶培大给我们讲授电子学的课程，课本是英文版的，很厚的一本书。但是那个教材里的知识比较落后，还没有半导体，都是电子管方面的知识。叶培大就一面教书、一面不断学习新的知识，将新知识讲授给学生们。大学四年级，我们又上了电工材料和电机制造这两门新增的课。那时候，我们曾到天津的新安电机厂实习。当时北洋特别重视实践，要求学生实习。我毕业时是在电机系的电力组的“制造组”，所以我后来被分配到哈尔滨电机厂还是很适合的。

我大学四年，两年在解放前，两年在解放后。学生运动都是在解放前。当年学校发生学生运动的时候，我没怎么参与，学校一停课我就回家了，那时候从天津坐火车回北京要两个半小时。

新中国成立，举国欢腾，在党组织的教导和进步同学的帮助下，我的思想认识提高很快。我在1950年3月8日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解放后在政治上逐步建立了革命人生观，坚持为人民服务。

1951年毕业那年，由于学校更名为天津大学，梁维燕成为了北洋大学最后一批电机系学生。毕业当年的一次教育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我毕业是1951年8月份。毕业那年，我参加了国家组织的华北地区高等院校毕业生的毕业教育，当时是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的，朱德总司令给我们作报告，还有郭沫若以及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这次毕业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动员毕业生到东北去建设祖国第一个工业基地。

毕业教育之后，就开始填报就业志愿。当时每人填写3个志愿都是“服从分配”、我们班23位同学没有一个掉队，后来又要求做到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之后不久，一列火车从北京经天津和唐山把我们一起送到沈阳，我们受到了东北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到了沈阳之后，我被分配到哈尔滨电机厂。1951年8月24日，我高高兴兴地到哈尔滨电机厂报到。

此后，我一直在哈尔滨电机厂工作，到1988年，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团成立，我就调到了集团公司任总工程师，从2006年到现在一直是集团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

水电写辉煌

进入哈尔滨电机厂不久，年轻的梁维燕就参加了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800kW立式水轮发电机组的制造工艺工作，在当时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他在老工程师的等领下，灵活运用在学校所学的电机知识，和老エ人们一起克服重重难，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回忆当时的情景，梁老说：

当时厂里派我到沈阳电工十五厂实习，在水轮机车间参加我国自主设计制造的第一台800kW立式水轮发电机组的工艺工作。国民党撤退时炸毁了龙溪河下水电站，要求我们抢制机组，尽快为四川供电。按照美国的技术规范，在制造厂内进行总装试验和转子按飞逸转速作超速试验，这是带有危险性的。在水轮机车间平台上，发电机周围堆满沙袋防护，徐毓翰工程师亲自进行电气操作，顺利地完成试验，东北电工局周建南局长亲临现场，场面壮观。该机组次年发电，后因电站改建，迁到四川苏雄水电站，至今仍在运行。我紧接着投入上酮3000kW水轮发电机组生产，这是我第一次从事编制材料定额和工艺准备工作，参加了零件加工和装配的全部制造过程，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实习过程中，我一直在陶炜副厂长直接领导的水电专项指挥下工作，当时人手少，我什么都抢着干。当年9月总装试验前，我到电工五厂借ー台変压器，挂钢丝绳时，不小心将左手中指动断一截，带着伤继续指导产品包装，发运后返回到现址哈尔滨电机厂新建的中型场一车间。由于实习期间表现较好，我获东北电工局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得到奖励。

我在工作中注重将从母校学到的基础知识与生产实践结合起来，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到1958年，我开始参与扩建水电车间、制造大型水轮发电机组的工艺布置研访究。一年后，我又参与制造完成了浙江新安江水电站72.5MW水轮发电机组，为此，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字：“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这句话一直以来激励着我在工作中继续奋勇前进。

在我的个人工作经历中，参与葛洲坝工程是一个重要的阶段。1970年12月底，葛洲坝开工建设，机械部组织工厂做170MW水电机组的联合设计，以适应“三年发电，五年建成”的要求。半年之后，我作为哈尔滨电机厂的技术负责人，带队参与武汉审查机组的设计工作，并提出了可靠的方案，在会议上确定了机组的参数之后，重机厂立即投入生产与制造。1972年11月，葛洲坝工程汇报会在北京举行。在学习了外国电力建设和制造发电设备的经验之后，我提出了“大机组促进大电网，大电网需要大机组”的建议。1974年10月，葛洲坝主体工程复工，确定采取125MW机组的方案。1988年12月，大江电站最后一台机组并网发电，工程总体完成。很荣幸的是，我主持研制的125MW机组荣获国家质量奖金质奖章，同时我主持的全国第一台引进技术制造的600MW汽轮发电机获得国家重大技术装备一等奖。

此外，我还参与了三峡工程的相关工作。1984年，我开始参加三峡工程机电设备专家组的论证，哈尔滨电机厂在上级的支持下，选择了17个具有水运条件建立大件加工的厂址，以最少的投资、最快的建设速度，选定葫芦岛市与渤海造船厂合资建成海岸工厂，解决了大件加工运输问题，为三峡工程的建设提供了支持。与三峡建设结缘，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事情。

深情寄母校

采访的最后，梁老还对母校即将到来的120周年校庆送上了自己的礼福，并提出了希望。

我觉得现在的天津大学比原来的北洋大学在办学规模上大多了，而且发展的态势也很好。我听说天大的新校区也在建设中，学校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北洋原来是以工为主的大学，现在的天大是全面发展的。我们国家的建设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我希望学校能够把学生的基础打好，在此基础上才能搞创新，培养出更多人才去建设创新型国家。

学校120周年校庆是个重大的节日，作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大学，能在这里读书是幸福的，希望广大在校学子们继续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校友简介】梁维燕，1929年生于北京市，1951年毕业于北洋大学电机系，中国工院院士，发电工程与设备专家，曾任哈尔滨电站设备集国公司总工程师。

——原载《北洋大学校友口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