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1年5月31日，我国固体力学家，结构工程专家，力学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严宗达教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5岁。

严宗达教授1926年5月5日出生于辽宁辽中，1948年毕业于北洋大学土木系，后留校任教50多年，创办天津大学应用力学专业。曾任中国力学学会理事，天津市力学学会理事长，天津大学图书馆馆长。1980年获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1990年获得天津大学金钥匙奖，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严先生学术成就卓著，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这是严宗达先生生前口述的一篇回忆文章，讲述了他选择离京来津,从此耕耘在西沽和七里台教坛的人生轨迹。我们可以从老先生的文字中追忆缅怀他终生投身教学科研事业的天大品格。

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不是一上大学就在北洋的。我是1948年从北洋毕业的，也就是说是1944年考的大学。1944年还在抗战期间,北洋当时分散在几个地方办学，主要部分是在陕西城固县古路坝，另外在浙江泰顺有一部分，在西安也有一部分。

我是在北京上的中学，但我并不是北京人，我原籍是辽宁沈阳。因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我才随父母到了北京。

我的人生分为三个部分：出生后至上小学以前，我都在东北；上小学、中学和大学的-部分在北京；1947年以后一直都在天津。

北洋大学是1946年才从后方回天津复校的，所以我能投身北洋，也有个过程和机缘，后面再细说。

当时上大学，有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私立大学的学费太贵，我就只能上公立大学。当时的私立大学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燕京大学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就被关闭了。公立大学有北京大学(它不是后来参加到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是抗战前北京大学没能迁到大后方而残留在沦陷区的部分)等。北京大学分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我当时考的是工学院，还是为了饭碗，因为当时工学院找工作容易些。所以在1944年，为了省钱，我就上了沦陷区的北京大学工学院。

上中学那会儿我家庭条件一般，就是工薪阶层。当时我上的中学是北京五中。北京五中从一建立，就把工薪阶层的学生当作对象，是免费的。北京沦陷以后，当时北京大学工学院名气最大的大师级教授多数都到后方去了，在西南联大、西北联大的都有。不过留在北京的也有很多水平较高的教授，能适应学校办学的需要。

1945年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就派人来接收这个沦陷区里由伪政权管理的学校。国民党当时出台一个最遭广大沦陷区学生反对的政策，就是说，我们这些在北京上大学的学生都是“伪”学生，不能承认我们的资格，就要给我们来一次“甄审”，鉴别我们是不是够大学生的资格。所以当时大家就都游行反对，说国民党不抵抗跑到后方去了，我们这么多老百姓有可能都到后方去吗?你国民党把我们丢在这里了不说,抗战胜利回来后还要“甄审”我们。大家就发起“反甄审运动”，最后取得了胜利。所谓“甄审”无疾而终。

但是他们又换了一个方法，就说沦陷区的学生学业水平差，得“补习”。“补习”我们也不干呀,因为“补习”一年我们就晚一年毕业，就耽误了一年。所以国民党当局就选了一个遮羞的办法，就是名义上给我们“补习”，实际上还是不影响我们升级。1945年抗战胜利后，成立了一个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给我们加个“补习班”的名。刚才说的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就分为六个班，工科的就排在第五，全称是“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五分班”。所以我大学二年级就等于说在“补习班”上了一年,实际上还是学大学的课程,一点没耽误。这是斗争的结果，要是不斗争，就真得先接受“甄审”，再接受“补习”了。

当时在沦陷区你想要上公立大学，就得上北大。就我们土木系而言，一个年级就四五十人，所以四个年级就两百来人,一共有五个系,就有一千多人。这就是大二时候的情况。

到了大三之后就不这样了，当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从后方回来了北洋大学也从后方回来了，国民党就给我们安排出路。国民党当时就决定由北洋大学接收第五分班。当时北洋大学也是从好几个地方回来的，有西工的、泰顺的、西安的等等，可以从校史里得知。

但是我们这么多人一下子要都去天津，就安排不过来，所以北洋大学就说：北洋已经接收你们了，你们就是北洋大学的人了，你们想来天津的，我们再困难也要把你们安排过来,你们想留在北平的，也可以先留在北平。当时我们在北平得知北洋大学接收我们之后，就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当时的土木系主任金涛是一位铁路方面的权威人士，是北洋大学接收我们之后才请来的，这说明北洋大学是很注重教师质量的。后来我们需要到铁路局去实习。当时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铁路局那边空缺也很少，所以人家不愿意接受我们这些实习的人。如果不是有关系的人直接说话，我们就去不了了。我们的系主任是老铁路的，他就说了，现在只要是能通车的地方,你们土木系的学生想到哪个工务段去，你就提出来,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当时我们就有五个人提出来去张家口工务段。

我从北京来天津的时候,北平部还有些同学,因为有的人不愿意离开家，不愿意离开北京。当时是很自由的，愿意归北大也行，愿意归北洋也行。那些不愿意来天津的，后来就没有来到北洋，归到北大了，后方回来的北大为此新设立了一个工学院。我主要是考虑到在天津，学校的师资会更好些，所以就来天津了。当时土木系分三个专业——卫生工程、运输工程、结构工程，我学的是结构工程。

在北平部上学时，一年级住大屋十来个人，二年级就四五个人一个屋了。那时候好玩，下围棋、打桥牌，有时也在宿舍里打麻将。后来出娄子了,为了打麻将差点得不偿失。

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办一个国际奖学金，在学校可以申请。申请需要填表，交英文作文、学术论文。我都交了。本来都批准了，人家说再开一个成绩单来就可以啦。我就到教务处开出，各科成绩都足够好，就是其中有一栏操行，得找宿舍管理员去填，我就去找他。没想到他竟说：“你在宿舍里打麻将，叫我怎么填呀。”我当时打麻将确实也不少，就赶紧跟他认错，保证绝不再打。他就给了个80分，我就拿到了这个国际奖学金。当时给的奖学金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几百块钱。到四年级我转到天津，奖学金也转过来，又拿了一年。

北洋接收了第五分班，但是学校的容量有限，所以有一部分人要留在北平，这就是北洋大学北平部，简称平部。北平部的负责人是陈荩民，后来是北洋大学理学院的院长。当时北平部的老师除了一些是留下来的，又请了一些由大后方回来的和从国外回来的，抗战胜利了，就有很多教师是从国外回来的。

我三年级在北洋大学北平部又读了一年。当时是因为家在北京，所以方便一些。有一部分同学先去了天津，我就跟他们说：“也好，你们去给我们探探路，要是值得离开家去的话，我们离开家也要去。”这样就到了1947年，到天津读书的同学就反映说北洋大学本部非常好，特别是在教授方面。高等学校主要的就是三个要素：教师队伍、实验室和图书馆。当时图书馆是各方面规模都不够。在日本人统治下，图书馆、实验室就都没有，到天津来同样也都没有。但是从师资方面看，听他们先来天津的人说，就有很多很有名气的老师。这就吸引我和一批同学从北京来天津了。

这些北洋老师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孟昭礼教授。他是在结构方面很有名的一位老师,没有留过学，但是在抗战大后方就已经很出名了。他自己编教材，讲课特别认真生动。后来他得了结核病，我来到北洋的时候他还一直在上课。我是1948年留校工作的，到1998年，共50年的从教历史。我最佩服的教授就是孟昭礼。孟昭礼教授的一些小故事在我从教50年的纪念小册子《教海雪鸿》里也写出了一些。

新中国成立后的思想改造等运动中，孟昭礼教授都是很认真对待的，不是应付差事。他说马列主义是正确的，但是也要结合中国实际。他说搞高等学校教育，不能全照着(前)苏联来做，他们说的不一定全是真理。当时这个说法是非常大胆的，他是在认真地思考,他让学生帮着他,但是我们都不敢跟他那么说。

我们上学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授高等结构课程，讲到框架结构解法时，除了课本上的方法外，还给我们讲了一种他本人创立的更为有效的新方法。大家都觉得很有启发性。我回去又认真体会一下,感觉特别欣赏。我当时是大四学生，在孟老师这种方法启发下，自己也另外想了一种方法。当然我想的方法和孟老师的方法相比并不是更优越，但起码是平行的。我把我想的方法告诉了他，他感到很高兴，在下一次课的时候，就把我的方法也给大家讲了。

虽然求学的经历曲折多变,但在北洋大学的生活是安定和丰富的。回忆起那个时期的生活，严宗达好像是在述说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清晰。

在国立北洋大学读书是不用交学费的，所以这一点很好，当然饭费是要交的。而且后来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抗战胜利后,联合国有一个救济总署,因为中国属于战争受害国家，严重受害,救济总署就给中国发过来一些面粉，分到了大学里头。当时分的数量就是每三个人每个月可以分到两袋面。每袋面大概四五十斤，当然不能三个人一起拿，再拆开口袋平分。大家就商量按着月份分开拿,这个月甲乙拿、次月乙丙拿、再下月丙甲拿。当时是拿实际的面，拿走了之后有的人就把它卖了。当时有的家在天津的学生是拿回家去，还有的卖给学校附近居民。我的家在北京，我是往家拿的，补贴家用。当时从学校回家是坐火车，1947-1948年因战争许多铁路不通，天津到北京这一段还能正常通车。

这里边也有一个小插曲了。我当助教以后，一般一个月回一次家，当时有一次我买火车票回到北京的家，没想到两天之后想回校上班时，一买票发现火车不通了，我就只能在北京等着了。当时天津解放的炮火我没赶上。我想等北京解放后，我再回到学校，工作岗位一定会为我保留。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我回到学校，继续原来的助教工作，一点也没有影响。

严宗达先后在北京、天津就读，这个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严宗达参加到了学生运动当中。

我在北京的时候也参加了反美游行的学生运动。当时“沈崇事件”的发生，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的愤怒,发起了“反美抗暴”大游行。

后来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我觉得反对内战是应该的，也和大家一起去参加了。但是当天游行并不顺利，有的学生就被参与捣乱的暴徒打伤了。第二天许多同学还继续游行,我觉得第一天已经表达了大家的意志，再出去也不见得能起更大的作用，也怕受伤影响学业，就没有再参加。

后来到天津来，参加过一次学生运动，是“要经费、要校长”。当时先是学生会派代表到南京找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说我们刚从后方复校回来，百废待兴，但是却什么都没有，没校长也没有经费。当时虽然有代理校长，但他不可能从学校的长远利益来考虑，所以学生们就组织运动，要经费、要校长。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南京政府派张含英来做北洋大学校长。张校长到津之日，全校师生组队到火车站欢迎。解放后,张含英做了水利部副部长。

1948年，我留校任助教时期，由于物价飞涨，工资微薄,北洋大学全体助教(不包括教授)发起罢教运动，我也参与了。坚持了两周，最后以学校妥协,增发一些补贴而平息。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次罢教有没有党组织的背景。

在大学时，我没有加入任何组织。解放后我在1952年和1956年先后加入了九三学社(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我是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的。因为我们土木系主任张湘琳是九三学社的。当时我和他同时去重庆参加了土改工作团，接触比较多。后来他就介绍我参加了九三学社。九三学社初期叫民主与科学社，比较适合知识分子参加。

在北洋学习了一年后留校任教，那个时期青年教师的学习热情和赵林克悌老师的无私敬业,给严宗达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说到北洋时的记忆，倒是我当助教后经历的事还是很有意思的。当时有个讲助会比较活跃，还有合唱团。也有为不同专业的青年助教专门互相介绍的一个活动,比如我们土木系的不懂化工，就有人来介绍化工，还有请了无线电的人来介绍一下收音机的原理等等。

当时我当助教之后，住宿上开始是两个人一个房间，后来调到小房间，就是单人间了。

有一则小故事可以说一说。当时解放不久，国家号召各种事业都要向(前)苏联学习。北洋大学讲助会是全体讲师和助教的组织。有人提出倡议：我们应该开设一个俄文班,大家一起学学俄文，以适应学习(前)苏联的迫切需要。倡议很快得到响应，有二十多人报名愿意参加。可是这个班不是学校官办，所以学校不能担负请教师的费用，只能自己设法解决。讲助会大家商议，觉得只要能请到合适的教师，费用问题，可以由听课的人分担。

要请教师，首先就想到给学生开“二外”俄语的赵林克悌教授。她是德国人，是北洋大学冶金系赵锡霖教授的夫人。她精通多国语言，在北洋给学生开设了3门二外(德语、法语、俄语)。经过和她联系，她很高兴地一口答应，谈到如何支付报酬时，她更是爽快地表示不收任何报酬,愿意尽义务为大家学习(前)苏联出一份力。大家喜出望外，俄文班如期开课。

克悌老师指定的课本《俄语无师三月通》(是用英语写的，英文原书名记不准了，这个“无师三月通”是我的意译),此书有天津龙门书局影印本，不难买到，由于中国当时尚未参加版权公约，影印并不违法,择期开学之后，这就出现了十分有趣的现象：老师是德国人,学生是中国人，学的是俄文，讲课用英语。这不正是一个生动活泼的“联合国”小课堂吗?

后来,赵林克悌随赵锡霖教授一起调去北京，在北大外语学院任教。听说后来还参与过国家许多重要文献的外文翻译等工作，作出过重要的贡献。她2005年逝世，享年99岁。

孟昭礼先生对学问的严谨和对学生的爱护帮助,深深地影响了严宗达，毕业后不久他就留在母校任教，从此以先生为榜样,执掌教坛几十年。

当时毕业后留校，首先是因为我跟着孟老师做学问觉得很好。其次，当时有句话叫“毕业即失业”，找一个好的工作是很难的,因为常年战争,铁路都断了，哪里都没有修铁路的，盖房子的也很少，本来我学的土木工程应该是热门的，结果成冷门了。那时候留校,工学院院长李书田开始不给土木系留校的额外指标,但是后来因为土木系负责全校许多系的力学教学，有很多学生交了作业后没有人改,所以好多老师找李书田反映问题，他后来就终于答应了。

我毕业之后，找工作很困难，在家待了两个月，后来有指标了就来学校工作了。当时给我争取指标的，一个是孟老师，因为他了解我的情况，另一个是吴成三老师，他可能也是北洋抗战前的毕业生，他教电机系的力学课，没有助教帮改学生作业，他也找李书田去反映。这样我到校报到后第一年就是给吴老师的学生改力学作业。解放后这位吴教授随着大军南下,在修复铁路方面他就地取材,用一些石头代替混凝土造桥，贡献非常大。后来他在铁道部退休,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专家。

孟教授除了在学习科研方面对严宗达影响很大，在生活方面也给他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在给他当助教，那时他是士木工程系的力学老师，班上有几位同学考试不及格，孟老师就把他们邀请到家里来，准备茶水、糖果，和他们促膝读心，问他们在教学上做什么调整能够更适合他们、讲授的知识更能被他们理解。这几位学生特别感动，就觉得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教授，明明是我们自己学习不好，老师却还这么热情接待、征求意见。他们表示一定要努力学习，否则真对不起孟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其实这些学生也不是吊儿郎当、不好好学习的，只是天资稍差一些。

再说一个插曲，抗战胜利后，那个“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第五分班”是由北洋接收了，当时清华全部都是由西南联大迁回的，没有接收沦陷区的学校。清华也有工学院，说这个清华水平到底有多高，我要看看。结果在1949年，也就是我在北洋毕业，又当助教一年之后，我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想看看我在这个“补习班”出身又在北洋大学学习到毕业的水平，到底与大后方回来的正统学校还有多大差距。真没想到，结果竟然考取啦!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报到通知(出示通知书)。

要不要离开北洋去清华报到，我就面临一个选择。最后我没去清华，由此可以看出北洋对我的吸引力了。当时没去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这边当助教已经有工资了,那边研究生是否有助学金还不知道；二是舍不得治学有方、待人热情诚恳的孟老师。我在这边当助教，孟老师也很喜欢我、重视我，很耐心地培养我，我怎能主动失去这么好的条件呢？

当时当助教的工资是每个月四百多斤玉米面，有时候是小米，我就记得大多是玉米面。当时的薪水比教授当然要少得多，但是比如说，你结婚两个人维持生活，应该也不成问题。

每个天大人要真正对“实事求是”校训有透彻的理解,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格言。我觉得我们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本着这个原则。北洋用这个作校训，非常恰当。我作为北洋的一分子，可以说我从上大学以后，后半生就献给北洋大学——天津大学了,没有到过第二个单位。所以我会把它当作我自己的行为准则。

对于120年校庆，作为一名北洋毕业生,我一定会继续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现在我虽然退休了，我也会尽可能为学校尽力。希望我们近代最老的大学能够在今后得到更加蓬勃的发展，我衷心祝福母校北洋大学——天津大学能够跻身于世界先进大学之列!

（编辑 焦德芳 郭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