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矢志创新”回答“大师之问”
——访天大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彭一刚
□ 本报记者 焦德芳
彭一刚：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国家级建筑设计大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名誉院长、天津大学建筑设计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1932 年生于安徽合肥；1953 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建筑系建筑学专业，后留校任教，1983 年晋升为教授，1985 年担任博士生导师；曾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人事部博士后专家组成员，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199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彭一刚长期从事建筑设计、建筑创作理论和方法研究，曾发表论文7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近10 部。其专著《建筑空间组合论》获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中国古典园林分析》获全国优秀建筑图书一等奖，《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获全国优秀建筑图书二等奖，《建筑绘画及表现图》获全国优秀科普图书三等奖，《创意与表现》获北方十省市优秀图书一等奖。他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70 余名，其中很多学生都有所建树，如崔愷院士、周恺大师、李兴钢大师等。
彭一刚院士
在天津大学，有这样一位老者，师生们每每谈起他时，都会由衷赞叹：“在我们学校，有一位培养大师的大师！”
彭一刚先生是中国建筑界当之无愧的大师，更是一位建筑教育家。在他培养的众多弟子中，不乏一批业内的佼佼者，如崔愷、段进、周恺、李兴钢、付绍辉等建筑界的天之骄子们。他们勤奋好学、知识渊博、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他们在建筑教育和建筑理论研究方面业绩斐然；他们给中国的建筑创作带来了繁荣；他们为中国的城乡建设作出了贡献。这一切都充分展现了彭先生桃李满天下、高足出精英的辉煌成就。
天津大学如何不断培养出新一代大师？人才培养还需解决哪些问题？日前，彭一刚先生在家中接受了学校宣传部记者的采访，从“大师之问”破题，结合个人 60 余年的从教经历和育人经验，解读和阐释中国高校如何才能不断培养出“新一代大师”和卓越人才。
培养“新一代大师”
关键要搞好本科教学
记者：彭先生您好，您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学生们心中的“名师”和“严师”。对教学的钻研和执着，是不是您培养出诸多“大师”的秘诀？
彭一刚：建筑设计的教学和大师的培养，应该说是有共同之处的。我认为，本科教育实际上就是培养优秀人才的关键。本科教育如果给学生打好基础，学生下一步就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更可能取得优异的成就。我觉得，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在这一点上一直做得很好。建筑学院重视本科教育是有传统的，如果要从根儿上说，那就得提到我的老师——建筑学院创始人徐中先生。
徐中先生于1952年院系调整后开始在天津大学主持建筑系的工作。在我们眼中，徐中先生是一位才学出众又和蔼可亲的长者。由于受到他的赏识，我毕业后便留校任教，还担任了他的秘书，实际上就是他的助手。有了这样一位授业恩师，我在业务上的长进自然快步如飞。
留校担任教学工作之初，我当时的职务是助教。徐中先生可以说是天津大学建筑系的创始人，他非常重视学生的本科教育，十分重视对于我们年轻教师的培养。我记得徐先生当时常说的一句话是：“年轻教师必须从头培养！”
何谓从头培养？我记得，毕业以后徐先生安排我们去教《建筑初步》。他的用意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教书、也要学习。他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安排我们给学生画示范图，如果老师都画不好，怎么把学生教好呢？示范图画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严格的训练，老师的基本功也不会扎实。为了画好示范图、教好学生，徐先生经常亲自给我们指导和示范，在他这种诲人不倦的指导下，当时我们天津大学建筑系的教学水平应该说是全国一流的。
那几年，徐中先生培养出来了一大批建筑系的骨干教师。他给我们都定了规矩《建筑初步》只教1年还不行，要教2年甚至3年，一直教到青年教师的基本功过关、过硬，才给安排教《建筑设计》。在徐先生的教学体系里，青年教师起码要经过七八年的历练，才能把基本的教学方法和专业知识运用纯熟。
那个年代，各个学校之间的交流也不像现在这样频繁，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教学水平究竟如何。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建筑师》编委会发起了全国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我们天津大学建筑系在竞赛中的成绩遥遥领先。学生们取得了这样出色的成绩，连我们这些老师也觉得出乎意料，同时也引起了全国其他建筑院校对我们天津大学建筑系的极大关注。后来国家又连续搞了第二次、第三次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结果我们天津大学建筑系每次竞赛的成绩都遥遥领先。当时诸多兄弟院校建筑系的师生都来找我们系“取经”，开始研究为什么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设计竞赛当中比不过天津大学建筑系，这些成绩的取得对我们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极大的肯定。
我记得，在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建筑论文竞赛时，我们天大的老师们心里有点没底，因为相对国内其他的建筑院校来说，建筑理论教学并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特殊的优势。但出乎意料的是，比赛最后一共选出了30篇论文，我们的论文数竟然占据了其中三分之一，共有10篇论文获奖。天津大学建筑系优势如此明显，这让当时国内其他建筑院校都刮目相看。
当时我们何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原因就在于我们高度重视本科教学，重视学生基本功的训练和培养。那时，天大建筑系的学生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设计构思比较巧妙，颇有创新思维；二是学生们的基本功非常扎实，手绘画面比较出色。当时电脑还不普及，学生的手绘基本功都特别扎实。实际上今天也是如此，我常常和建筑学院的年轻师生说：“不要以为有电脑就万事大吉了。诚然，电脑可以帮助我们表现很多视觉形象，但是一名优秀建筑师最原始的想象，还是要靠手头功夫去激发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外一些著名建筑大师所作的一些方案构思草图来印证——虽然仅仅是草草的几笔，便可以看出其缜密的思维和深厚的功力。
培养“新一代大师”
不能满足于既往之成果
记者：今天，您的很多学生已成长为蜚声全国乃至世界的建筑大师，您对他们有哪些言传身教？您会怎样建议他们看待荣誉和掌声？
彭一刚：人贵有自知之明。在即将淡出创作领域之时，获此殊荣，我只能把它看成是对过去成绩的肯定，人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停滞不前。
我想一所大学同样也应如此，想要培养出“新一代大师”，就不能在“以往取得的成就和名气”上止步不前。无论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专业有多么悠久的历史和多么深厚的底蕴，面对未来，我们和其他高校其实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年轻的高校和新兴学科很可能一日千里，老牌名校也很可能坐吃山空停滞不前，天津大学以后发展成什么样子，就取决于年轻一代教师在教学与科研上能够作出多大的贡献。
我们天津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现在学校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影响力也稳步提升，但在我看来，我们还是应该大力提升学校的师资水平，应该培养出一大批教学上有特色、学术上有成就、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名师和大师。
在我印象中，20世纪50年代，我们学校在全国各大高校中排名第七，那一阶段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好的名次和发展势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时任天津大学校长的李曙森对于全校的教学工作抓得很紧很严格。相比之下，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教师的要求面过于“宽”。我们当时作为年轻教师，是全心全意、一门心思去搞教学，所以才能在教学上取得很多成果。我们的科研工作，也是始终围绕着教学展开。比如，我出的第一本书《建筑绘画基本知识》，还有《建筑空间组合论》和《中国古典园林分析》，这些都是我对教学工作的总结。这些书在全国十分畅销，里面的上千张插图，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画的，有两本书后来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图书奖。我撰写了《建筑绘画表现图》《建筑空间组合论》《中国古典园林分析》《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创意与表现》《感悟与探询》等这些专著，尤其是《建筑空间组合论》曾再版多次，据我所知若干年前就重印30多次，累计印数达数十万册，在某些高校相关专业的学生中几乎人手一册，如果不是一步一个脚印并且一门心思地搞教学、研究理论，是很难写出这些作品的。
培养“新一代大师”
治学与为人要并重
记者：您如何看待治学与为人之间的关系？在天津大学的人文土壤上，有哪些好的精神财富应该继承和发扬？
彭一刚：我们天津大学在育人方面有着良好的传统，我们的学生“实事求是”、治学严谨、为人低调务实。这种好的传统和老师们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
作为教育工作者，首先要正己，而后才能正人。而恰恰是天大老师之间良好密切的关系和低调互助的处世原则，才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形成了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低调谦和的为人处世方式。“天大人”优秀的个人能力加之良好的为人处世方式，使我们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我一向要求学生们为人治学要踏踏实实。比如说崔愷，他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当年我指导他做毕业设计，设计北戴河疗养院。他把作品交给我，我都觉得很惊讶：那么大的四张图纸，他用钢笔描绘得极其认真细致，画得非常精致。周恺也是设计做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他主持设计的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构思就非常巧妙。可以说这个作品展现了周恺极高的建筑设计水平，这个作品也获得了很多奖项，备受赞誉。
我常常说：桃李满天下，隽秀三五枝。其实崔愷、周恺这些人在做学生的时候就已经“身手不凡”，毕业之后又有很好的机遇，可以说是“佼佼者加幸运者”，性格、天赋、努力、客观条件等要素综合在一起，从而成就了他们的事业。我心里明白，我对于他们是有一些帮助，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他们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努力和机遇，才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并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平心而论，还是那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得公正、客观。作为老师应当也只能起到领进门的作用，以后的发展主要靠自身。
培养“新一代大师”
贵在矢志创新
记者：您始终强调“创新”是很难的，并认为创新不是提高或改进，而是直面问题、从无到有的突破。在您看来，什么才是真正的“创新”？对于天津大学培养“新一代大师”而言，“创新”意味着什么？
彭一刚：在我看来，建筑创作贵在创新，一个创作方案如果没有新意，便只能流于平庸。而创新又是一件很难的事，单凭领导号召是很难奏效的，它必然是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挤出来的。不妨举例以明之。崔愷曾出过大型作品集，名之为《本土建筑》，意在表明传统与创新的融合。所收集的作品虽不能说个个出类拔萃，但绝大多数都是富有新意的。周恺也出过一本作品集，其中所选作品，也都十分精彩。但我最欣赏的还是没有收录其中的一个项目，是浙江富阳新沙岛以“农家乐”为主题的游乐园。在福建召开的全国建筑创作学术交流会上，这个作品不仅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而且作为会议主席的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戴念慈院士对此更是赞不绝口，并声称一定要把方案予以建成，并使之成为传统与创新巧妙结合的典范。此项目在会上获得了优秀论文奖。遗憾的是，该方案最终还是因为资金无着而未能达成，从而也没有收入作品集。
李兴钢的作品集已完成初稿，我最欣赏其中的一个项目是绩溪博物馆。绩溪位处皖南，是一个普通的县级市。为什么在这里建一个规模宏大的博物馆呢？因为这个地方人文气息厚重，这里既是著名学者胡适的故里，又是胡开文徽墨的出产地，还是历史上众多儒商会聚的地方。这座小城集徽派文化与新安文化于一体，2013年竣工的绩溪博物馆可谓是李兴钢“胜景几何”思想的得意之作。绩溪博物馆以聚落的手法，将整个建筑群覆盖 在一个连续的屋面之下，起伏曲折的两坡屋顶与远近山峦的轮廓交相辉映，节奏感甚为分明；内部设有多个庭院、天井和街巷，这些既是舒适宜人的室内外空间环境，也是徽派建筑空间布局的诠释；庭院里“留树作庭”，使人造之屋与自然之树遥相呼应。一条立体的游览路径，将游客引导至建筑顶部的观景台，俯瞰建筑的屋面、庭院和秀美的远山和近景，恰好也应和了绩溪博物馆展厅中胡适先生的亲笔手书对联：“随遇而安因树为屋，会心不远开门见山。”李兴钢就是在他的这个作品中，把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设计巧妙地融为一体。
所谓大师之作，往往就是厚植在扎实的功底和底蕴之上，而最终胜在“创新”。崔愷、周恺和李兴钢3位的作品不仅量多、质优，而且多是在激烈的竞标和优秀设计竞赛中脱颖而出的，而非出于某位名家权威的赏赐。由此，我便更加强化了我的一个观念：创新，只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挤出来”“拼出来”，激发创新不能只靠一般性号召和鼓励。
培养“新一代大师”
要重视文化育人
记者：文化对人才培养的意义是什么？大学在文化育人方面应该作出哪些努力？
彭一刚：在我看来，一个人无论是做建筑设计，还是做学科研究，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艺术素养。我自己也常常带学生们一同欣赏国内外优秀的建筑设计作品，目的是把学生们对“美”的敏锐感觉培养出来。我认为，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理念上，要更加注重文化育人，把文化和艺术对广大师生的陶冶作用落到实处。
我想，不管一个人从事哪个学科的研究，到了“至高境地”，他的造诣都要与自身的文化修养挂钩，这展现了工科人的专业素养与其自身的哲学水平和人文精神多向促进的关系。比如，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而且具还备了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我想，这种人文素养和底蕴也必会助其在科学研究上取得杰出的成就。
摄影 建筑学院
（本版刊登于2021年11月30日《天津大学报》第4版 责任编辑 彭莉 学生编辑 刘佳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