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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网:第三届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与政策研讨会在津举行

      2018-11-22       

会议现场 主办方供图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黄亚楠)11月10日至11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与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与政策研讨会在津举行。天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元英进出席会议并致辞。开幕式由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院长“千人计划”卓越教授,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张中祥主持。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产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理论”“产业政策、经济增长与转型升级以及社会影响”以及“公共物品、能源与环境经济学”三个专题展开深入研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王弟海教授主持了“产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理论”专题研讨环节。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郑捷围绕全支付拍卖型竞赛中的信息设计这一主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郑捷认为,相比传统的二元离散型信息披露政策,贝叶斯游说方式的随机信息披露政策更具有灵活性和一般性,理论上可以为设计者带来更高的收益水平。在对不完全信息下二人全支付拍卖型竞赛的均衡策略进行完全刻画的基础上,发现并证明了对设计者而言最优的信息结构。最优的信息结构可以通过两个相对简单的后验分布实现,最优信息设计下的总努力水平要显著高于传统的离散型信息披露政策下的总努力水平。“据我们了解,这是在无限行动空间的博弈环境里完全刻画最优信息结构的第一份工作。我们的结果也可以用于分析政府应该如何对某一行业内的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设定合理的信息披露政策。”郑捷如是说。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副教授根据美国以及跨国制造业数据归纳了关于技能溢价,禀赋结构(包括物质资本、熟练劳动力与非熟练劳动力),以及产业动态的六个特征化事实,构造了一个易于处理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理论模型明确表征了宏观经济内部的无限多个产业,而且考虑了不同产业资本与熟练劳动力比值的差异性。利用易于处理的结构表征,得到了具有显著特性的模型封闭解析解,从而用于刻画宏观经济在远期以不变速度持续增长的路径上,每一个产业生命周期的动态演化路径以及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技能溢价的动态变化特征。所有模型理论分析结果都与上述六个特征化经验事实基本一致,同时证明最优的人力资本投资和累积应该与要素禀赋结构内生优化所推动的产业升级过程相匹配。王勇还进一步分析了在一般市场均衡情况下多个产业之间相互作用影响而可能产生的外部效应以及市场失灵问题,从而对比一般市场均衡和社会最优之间可能存在的资源配置差异性,以及实现社会最优配置所需采用的产业调控政策。王勇使用数值模拟方法对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进行校准,并用于分析趋向远期稳态增长的中间过渡动态过程,探讨了不同禀赋结构初始条件以及产业政策调控程度对宏观经济增长和产业生命周期演化路径的影响,其数值模拟结果和理论分析预测趋势基本一致。 

“实现经济低碳绿色发展的一个关键是推动清洁能源技术的广泛使用,实现从高污染化石能源技术体系转型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体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靳玮副教授认为,现有政策措施制定的焦点,在于通过对高污染化石能源进行碳定价,内生化其污染外部性,从而促进能源经济体系转型。上述政策制定思路可以提供部分价格激励,但从根本上难以推动上述能源技术的清洁化转型,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经济系统存在作用强、持续时间长的路径依赖特性,并由此形成碳锁定问题。靳玮基于罗默内生技术变化理论模型,建立技术采纳的路径依赖性质,同时引入高污染化石能源和可再生清洁能源在技术创新上的时间差异性,进而理论分析碳锁定作为市场均衡结果产生的经济学机制,以及其对应的福利效应。靳玮谈到,化石能源系统由于在技术创新上的时间先发优势,在领先期间积累了大量的产能、技术和终端用户,这一存量积累进而产生更多的能源消费效用,从而吸引即将到来的新用户继续使用已有传统化石能源技术系统,而非转型选择新兴清洁能源技术。“如果传统化石能源技术发明的领先时间及其技术变化速度足够大,那么污染历史效应(即化石能源技术的历史积累存量)将大于清洁预期效应(清洁能源技术的未来增长预期),继续选择传统化石能源技术将成为市场均衡结果。如果新兴的清洁能源技术,相较于传统的化石能源技术,在初始技术条件和技术变化速度方面没有显著提升,那么只有通过未来预期协调才能使得清洁技术转型成为市场均衡结果”。同时,靳玮发现,清洁技术转型会使得采用传统化石能源技术的存量用户福利受损,但是,如果化石能源技术的领先时间较短,同时清洁能源技术进步足够快,那么清洁能源技术转型将会为选择清洁技术的未来用户带来福利增加,从而使得这个社会净福利提升。最后,结合数值模拟分析,靳玮提出针对碳锁定的三方面解锁机制。一是技术推动。增强清洁能源初始技术种类,并降低其初始生产边际成本。二是碳定价。对传统化石能源进行碳定价,定价依据既要内生化污染排放物累积形成的环境外部性,又要考虑传统化石能源技术发明时间领先形成的路径依赖外部性。三是预期协调。协调管理新增用户技术采纳的预期,对未来清洁能源市场的增长形成良好预期,从而促成能源经济系统及早进行清洁技术转型。 

在王勇主持的“产业政策、经济增长与转型升级以及社会影响”专题研讨环节,张中祥分享了对于产业分工视角下碳减排责任分担的一些思考。张中祥表示,已有的研究对不同核算体系下地区碳减排责任的差异性做了充分的研究,但对于不同核算体系之间转变的难易程度的定量研究相对缺乏。全球产业分工导致要素供应地、碳排放实际产生地以及产品最终消费地之间的分离。张中祥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模型,以三种碳排放核算体系为例,分析了全球产业分工对于从生产者负责原则向收入者负责原则以及消费者负责原则转换的影响。张中祥认为,不同核算体系之间转移的难度不仅仅与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规模相关,而且与贸易品跨境次数相关。近年来,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深化,贸易品跨境次数逐渐上升,并在2008年达到峰值,超过20%的与贸易相关的碳排放对应的跨境次数不低于2次。从生产者负责原则向收入者负责原则以及消费者负责原则转换的难度也在逐渐加大,而收入者负责原则和消费者负责原则的有效性也在逐渐降低。 

王弟海提出了在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和价格结构变化时如何分解实际劳均实际GDP增长率的新方法,然后利用这一方法,对1953—2016年中国劳均实际GDP增长进行了分解,并考察了中国三次产业增长,以及价格结构变化和就业结构变化对中国劳均GDP增长的影响。“从改革前后两个时期对比来看,三次产业对劳均实际GDP增长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改革后三次产业劳均生产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增大。特别是,第一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大,而第二产业生产力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下降。”王弟海如此表示。他还谈到,两种结构调整效应对劳均实际GDP增长的贡献较大。1952—2016年间,两种结构调整效应使得劳均实际GDP提高12.28倍,贡献率为31.0%。其中,就业结构变化效应贡献率为12.81%,价格结构变化效应贡献率为18.22%。就业结构变化效应主要集中于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就业调整对整体劳均实际GDP增长影响更大,而第一产业对价格结构调整影响更大。 

王弟海进一步表示,在1953—2016年期间,由于就业增长、价格上涨和产业产值增长较大,四种交叉效应对劳均实际GDP的影响也很大。此间就业增长交叉效应使得劳均产值增长80.6倍,就业价格交叉效应使得劳均产值增长98.4倍,就业价格增长交叉效应使得劳均产值增长78.5倍,价格增长交叉效应使得劳均产值下降-352倍。“前三种交叉效用都使得劳均实际GDP增加,后一种价差效应使得劳均产值下降,总体交叉效应使得劳均实际GDP增长11.03倍,它对劳均实际GDP增长的贡献率为27.8%。”王弟海认为,同其他三次产业增长效应和两种结构变化效应相比,总体交叉效应仍然是对劳均实际GDP影响最大的。各种交叉效应在改革前后也有所不同,改革后的交叉效应比改革前更大,且改革前总体交叉效应为负数,改革后则为正数。 

美国南加州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夏俊杰助理教授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对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进行了分析。夏俊杰表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企业近年面临的首要挑战,尽管技术升级是主导策略,但不同企业的应对措施存在差异。生产结构与所在地禀赋结构的契合度是一个重要因素。传统上生产结构更依赖于劳动力的企业选择转移的可能性越大。此外,传统上资本更密集的企业对自动化的投资更大。在产业层面上,传统上劳动更密集型的产业更倾向于选择转移。反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升级。制鞋业与纺织业相对于家电制造业而言,选择转移的可能性更大。夏俊杰建议,政府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禀赋结构,针对不同生产特性的产业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 

复旦大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寇宗来教授谈到,无折扣情形下,与无规制基准相比,单纯的加成规制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分类规制有可能导致普药被挤出市场;而双重规制比分类规制结果更糟。允许折扣时,与无规制基准相比,加成规制完全失效,不会影响最终结果;即加成规制的加成幅度只会影响医院利润在折扣与商业销售利润上的分配关系,却不会影响医院利润的总量,也不会影响药品零售价格。但是,与不允许折扣的情况类似,分类规制和双重规制可能导致更差的结果。“即便允许折扣,如果没有管制措施,折扣也不会发生,即折扣本身就是管制的结果。”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杨杭军教授认为,由于目前全球都在经受能源紧缺和环境恶化的双重困扰,新能源近几年发展非常快,尤其是在汽车领域的应用。“不少国家和车企甚至已经公布了停售燃油车的时间表,中国也正在研究制订燃油车退出的时间表。虽然近几年电动汽车的销量增长很快,但在整个汽车市场的占有率还是很低,为此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来推广电动汽车。”杨杭军基于博弈论模型,分别从车企和政府的角度分析了电动汽车市场接受度及推广问题,提出了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电动汽车补贴政策和传统燃油车征税政策,并比较了垄断车企和双寡头市场,发现在双寡头市场,政府应提高对传统燃油车的征税并降低对电动汽车的补贴。

瑞典哥德堡大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秦萍基于条件价值评估法,对北京限行政策的社会成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秦萍运用CV法来估算限行对司机带来成本,她发现,首先,该政策的成本较高。每位司机每年损失353元至708元,相当于年收入的0.5%-1%,所有司机每年的成本合计为16-33亿元;其次,尽管没有足够的数据对北京限行进行全面的收益-成本分析,但现有证据表明,收益远远高于成本;再者,北京限行是递减的,贫穷司机的成本高于富裕司机的成本;最后,每位北京司机的限行成本远远小于墨西哥司机的限行成本(以同样方法估计),墨西哥限行的收益几乎为0或负数。“这些发现是至今为止证明限行可以带来净收益的最有力的证据,而且表明,相对较高的成本并不是获得重大收益的必要条件——事实上可能恰恰相反。”秦萍补充道。 

在吉林大学党委常委、总会计师、经济学院杜莉教授主持的“公共物品、能源与环境经济学”专题研讨环节,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博士、厦门大学经济学院与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李智助理教授围绕《非排他性阈值公共物品提供的广义系列成本分摊机制》这一报告主题,认为均一价格拍卖(UPA)机制与均一价格上限(UPC)机制均满足预算平衡、个体理性与匿名性,但不满足激励相容。针对不完全信息下的非排他性公共物品,李智提出了两种新机制的贝叶斯纳什均衡(BNE),并通过实验室实验将其与文献中流行的按比例分摊(PR)和无返还分摊(NR或PPM)两种机制进行比较。李智表示,基于均一价格拍卖(UPA)的成本分摊意愿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均一价格上限(UPC)的公共物品提供效率显著高于其他所有机制。两种均一价格机制使得个人的最终支付相对独立于个人的显示分摊意愿,特别是针对高支付意愿的个体,从而通过降低均衡规模促进实现更有效的协调合作,引导出更高的成本分摊意愿和更有效的公共物品提供。 

通过中国“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这一准自然实验,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曹静副教授使用断点回归对该政策的成本与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在应对能源使用管制政策时有较大的差异,例如私营企业政策执行成本较高,资产收益率(ROA)等企业财务指标与生产率均有更负面影响,而国有企业则所受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或没有显著负面影响。”曹静如此表示。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优青获得者陆方文表示,政府信息公开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陆方文对303个地级市进行随机实地试验,以检验社会比较能否促使官员提供更多的环境信息。陆方文将市政府随机分为三组:对照组仅接收信息披露申请;平行比较组还被告知其他七个城市已在线发布相关信息;上行比较组被告知申请人已成功申请到省政府提供的类似信息,两个实验组并不更多地提供信息;只有当信息披露是否合法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时,上行比较组会增加披露信息的可能性。 

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博士、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林立国在《技术创新下的环境监管:以中国自动水质监测站建立为例》的报告中表示,区别于传统的依靠人工采样、实验室检测的水质监测手段,水质自动监测站采用了先进的实时监测技术,能够实现实时采样、检测并报告水体环境质量,从而极大地增加了水环境质量信息的准确性和信息的透明化。由此,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立极大地提升了水环境监管的效力。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立减少了上游地区新建水污染密集型企业的数量和上游已建水污染密集型企业的产出水平,相对于下游地区分别减少了33%和4.18%。此外,水质自动监测站的建立还提升了上游地区居民的健康水平,上游地区消化道疾病的死亡率降低了23.6%,期望寿命相应地增加了4.62年。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樊海潮副教授则分析了空气污染对人才流失的影响。樊海潮表示,Pm2.5浓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选择异地就业的大学生增加9%。由此,空气污染导致更多的大学毕业生离开求学地,前往空气质量更高的城市就业。进一步,当考虑不同层级高校的毕业生就业地选择时,空气污染增加,毕业于精英高校(“985”高校)的学生更易离开求学地。

与会专家合影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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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华 盛方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