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新报(2019年5月20日 A1版）

初夏的津门日前迎来一场阵容强大的文艺界盛会：著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担任开幕式主持人，钢琴大师刘诗昆、指挥家滕矢初分别现场演奏，前央视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博导王志献上诗朗诵，助阵嘉宾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王蒙，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韩美林，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潘鲁生，国务院参事、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作协主席刘恒，男高音歌唱家郁钧剑，印度莲花奖得主谭中，俄罗斯作家协会外事委员会主席奥列格，法国文化部遗产建筑保护荣誉总监布鲁诺·绍费尔-伊瓦尔等120多位海内外文化艺术界知名人士，因为“冰河·凌汛·激流·漩涡——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而会聚津门。

这场盛会的主角是77岁的天津作家、画家、学者冯骥才，他见证了共和国七十年悠悠岁月，童年时亲耳听过解放天津的炮声，他的文学创作与改革开放同步，五十年来，他一人拉着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四驾马车”，勇往直前。“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记录了冯骥才五十年的精神历史，同时也折射出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和文化风云。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弄潮儿，冯骥才曾与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张抗抗、张贤亮、谌容、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刘恒、韩少功等众多作家共同勾勒出中国文学黄金时代的璀璨图景，他们为时代画像，也在时代的洪流里做出不辜负时代的选择。

每日新报(2019年5月20日 A2版）

天津的冯骥才堪称文坛的一个异数，最初从画坛跳入文坛，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弄潮儿，又在社会急速转型、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刻，毅然放下小说创作，主动扛起“文化的十字架”，义无反顾踏上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这条边缘而孤独的路，成为中国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决者、先行者、先倡者。五十年的文化人生，冯骥才拉着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四驾马车”，风雨无阻，即便年届八十仍然快马加鞭未下鞍，去年年底还出了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担任过二十八年中国文联副主席、十五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拿过鲁迅文学奖，也拿过国家级民间文艺大奖——山花奖终身成就奖，今年77岁的冯骥才堪称跨时代的跨界达人。虽然出于身体原因，他已从田野回归书桌，不过老骥伏枥的他仍然告诉记者，“我现在还不算特别老，我也不知道未来还有多长。反正在生命的句号画上之前，我要让我的每一步、每一个字都端正。”

每日新报(2019年5月20日 A3版）

做文化遗产保护不认为自己成功

研讨会让白岩松感慨“像文联开会”“名单长达17公里”的嘉宾阵容，显示出冯骥才超强的朋友圈。和很多书斋学者、作家不同的是，冯骥才还是社会活动家，他不怵头和各种人打交道，来自“文革”十年中他做业务推销员时的磨砺，“在生活底层的重重压力下练就的排难解纷的种种‘本领’，成就了我的社会能力。我遇事比较有办法，不怕麻烦，不怵头和各种人打交道，这都是过去的苦难逼出来的，并不是我的天赋。要说天赋，就是我对公共事业比较关切，对社会总有一种热心。”

120多位海内外文艺大咖、专家、学者会聚天津，对冯骥才在文学、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面对朋友们的称赞，冯骥才坦言：“我各方面的朋友都有，他们对我这些年做的事情挺认可的，我觉得这是对我的安慰和支持。在做文化遗产抢救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是我的战友，我们互为知己，我希望他们提供他们的思想，帮助我认识自己、启发自己，也共同认识我们的时代，寻找我们的未来，找好我们的坐标和使命。”冯骥才话锋一转，“说句实话，做文化遗产保护，到现在我也不认为我是成功的，因为我想保护的东西有很多，但是东西并没有都保护住。”

即便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等项目的组织实施，冯骥才还是忧心忡忡，“中国传统村落保护这个项目现在已经评了5批6000多个村落，可是需要保护的村落空心化很严重，都出去打工了，没人了，想不空心化，现在好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开发旅游，但是开发旅游往往又按照一种模式互相抄袭，毫无个性，将来就是万村一面、千城一面。为了服务游客，就会把村落文化肢解，把能够拿出来的东西给游客看，如果不是能拿出来看的，就没人管了，也就达不到保护的目的。还有传承人，我们现在国家级非遗是1372项、传承人有2000多个，一旦评选出来，有些非遗传承人往往就变味了，或者走向市场，或者离开自己的文化土壤到别的景点里去卖艺了……这些都需要跟进相应的监督制度。”

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问题还是层出不穷？冯骥才直言：“问题越来越多，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农村的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些问题只会不断冒出来。”在他看来，这些问题都不可怕，最重要的是，“现在村里的老百姓热不热爱自己的文化，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当成村里的宝贝。如果大众自己都不热爱自己的文化，谁也没有办法。我们的非遗保护有三股力量，一是政府的力量、一是专家的力量、一是大众的力量，最重要的还是大众的力量。要唤起大众的文化自觉，提高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如何唤起大众文化自觉？冯骥才觉得，非遗进课堂就是很好的做法，“学校要对孩子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不过这种教育并不是要用课本的方式，也不是要用考试的方法来量化。对文化的热爱是一种情感、一种情怀，来自于亲身感受，所以要从文化体验入手，跟孩子们的生活直接联系起来，比如说过年贴窗花、剪窗花，春天踏青、放风筝……培养孩子对生活的兴趣、对传统仪式的热爱，从小有了文化记忆，岁数大了就会有这种情怀。”

四部曲记录时代

并非给自己立传

开幕式现场首发了“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精装套书，这是冯骥才通过个人口述史的方式花五年时间总结五十年文化人生的四部曲，冯骥才坦言，“冰河、凌汛、激流、漩涡，既是四本书的书名，也代表我人生的四个阶段。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像一条江河，从大地上流过，赶上特别寒冷的季节就会冻成冰，成为冰河；等天变暖了，就出现了凌汛，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就卷入激流中，当然就会出现漩涡。”不过，他并不是要给自己立传，“我没有过这种想法。我特别相信文学有对时代记录的功能。雨果也好、托尔斯泰也好，很多作家都用小说人物或者故事记录过他们的历史。我们经历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几亿人在时代的激流里翻滚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无法拒绝把这个时代记录下来的使命。”他强调了作品的真实性，“我把自己的昨天拿到今天来‘示众’，是把我当成一个个案来写，它更像一部自我口述史、一种心灵的自述与自白，这种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我不愿意欺骗读者，我觉得一个作家，哪怕写一句话欺骗读者，将来会被历史瞧不起。老天叫我从事文学，就是叫我不要辜负时代的真实。”

19世纪，巴黎大拆房子的时候，雨果、梅里美、马尔罗站出来了，雨果还写过《向拆房者宣战》；为了敦煌艺术宝库，常书鸿放弃国外优越生活回国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刘半农带着干面包和水在巴黎国立图书馆抄出104种敦煌文献……这些身体力行的前辈知识分子都是冯骥才的榜样，“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和情怀，知识分子要把自己的书桌搬到田野。我觉得我是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历史把一个大活儿交给我们了，我们就必须要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件事并不是痛苦的，当我在大地上行走的时候，切实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灿烂和民间文化的魅力，民间文化的那种纯粹感和那种自发的审美创造深深打动了我。”

从画坛到文坛，从撇开文学投身文化遗产保护到回归文学，冯骥才觉得都是时代给他预设的“陷阱”，“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人类历史文明的转型就是两次，一个是渔猎文明向农耕文明转型，那是七千年以前，现在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转型时，上一个阶段的文明创造一定会消失瓦解，这是正常的。可是原来的文明创造有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传统价值观、多元灿烂的审美，这些民族根性的东西我们必须保留，我们保留多少，后代就能享有多少。这些年，虽然牺牲了个人创作时间，但幸运的是，我与这个时代深刻的变迁完完全全融为一体，我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思想，不管成败，我都没有在这个物欲的世界里迷失。”

77岁的冯骥才仍然马不停蹄，“可能画画会少一点，写作肯定不会放下，因为我对生活还有很多思考；我在大学里还带着研究生，教育的工作也不会放下；文化遗产保护，说句实话，我也放不下，一天到晚，我这手机上，一会儿有人说，这个村出现这个问题，一会儿有人说，传承人有那样的问题……所以今年9月和10月，我这里还会再召开两个国际会议，一个探讨民间艺术如何科学系统管理，一个是针对传统村落空巢化的。我现在还不算特别老，我也不知道未来还有多长。反正在生命的句号画上之前，我要让我的每一步、每一个字都端正。”新报记者宇浩

每日新报(2019年5月20日 A4版）

“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是冯骥才个人的精神历史，同时也带出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风云、文化变迁。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引领者，冯骥才曾与王蒙、刘心武、蒋子龙、张抗抗、张贤亮、谌容、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路遥、贾平凹、阿城、刘恒、韩少功等众多作家共同勾勒出中国文学黄金时代的璀璨图景。此次“冰河·凌汛·激流·漩涡——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莫言、贾平凹、王安忆、韩少功等虽然并未到场，但是到场的王蒙、张抗抗、刘恒等作家以及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陈建功关于“共同走过觉醒时代”的回忆，让人一下重返曾经激情燃烧的岁月，重温反思历史，正是为了回应当下。正如冯骥才所言，他们这一代人是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注定关切时代、关切民族、关切土地、关切社会，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有太多的责任感，我们不可能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总要去掂量我们自己笔管里的良心。”

黄金年代气象万千

时代在变，文学也在变，新时期文学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寻根文学到试验文学，其实正是因为作家们自觉站在生活前沿、社会思想前沿，作为社会进步的排头兵，冲击着“文革”森严的精神壁垒。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人到中年》、张贤亮的《绿化树》、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和《啊！》……作家们纷纷突破写作禁区，开始写悲剧、写爱情、写知识分子、写人性乃至写性，每一篇冲破壁垒的作品都像手榴弹，一问世就引来轰动。随着创作壁垒的逐渐突破，文学本身的功能、价值、审美开始受到重视，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开创者，冯骥才开始认识到，如果要勉强自己的每一篇新作品都提出一个全新且具有普遍性和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就会愈写愈吃力、愈写愈勉强，直到枯竭。

当时，就文学创作的“下一步踏向何处”，刘心武来天津和冯骥才长谈过，他们也写信讨论过，冯骥才提出，创作要站在历史的、时代的、社会的、人生的、哲学的、艺术的高度，而人生、艺术两方面一直不被重视。他们讨论文学发展方向的文章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连路遥的长篇也直接以“人生”为名。正如陈建功所言，“新时期文学给作家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思想恐惧的解除，不仅仅是文学尊严的寻找，而是一种精神枷锁的解除，是文学向真正的‘人学’的回归。”陈建功还记得，当时文友们常常通宵达旦谈文学，大家聚会不是下馆子，而是坐在天安门广场的马路牙子上，买个西瓜用拳砸开，然后从卡夫卡聊到马尔克斯，从荒诞派聊到黑色幽默，不知东方既白。

二十世纪80年代的文坛，人人抱玉握珠，呈现万千气象：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宗璞的《我是谁》、王蒙的《海的梦》、汪曾祺的《异秉》、张洁的《未了录》、贾平凹的《土炕》《腊月·正月》、王安忆的《舞台小世界》、吴若增的《盲点》、阿城的《棋王》、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张洁的《祖母绿》、陆文夫的《美食家》、邓友梅的《烟壶》、冯骥才的《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用张洁的话说，要说1985年中国文坛有什么大事，那就是出现了莫言，《透明的红萝卜》是一个天才作家诞生的重要信号，从这个根据少年时因太饿偷拔生产队一棵红萝卜而被批斗、被父亲暴揍的经历创作的魔幻小说到《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莫言走出了“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独特之路，而这也是他2012年获得诺奖的重要原因。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文坛新人辈出、奇文不断，争着创新突破的同时，作家们也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共同织就辉煌灿烂的文坛图景。如今文坛举足轻重的大家，当年也曾因为创新突破而被批评、被批判，甚至被停职、被下放。走过激流勇进的时代，曾经的新锐早已成为名宿，但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作家，书写时代，从未搁笔。

耄耋王蒙笔耕不辍

因为当过专业运动员，冯骥才不仅膝盖受损，身体很多地方都受过伤，“现在我爬楼梯有点困难，我很佩服王蒙，王蒙每天走7000步到一万步，每天走多少步，他都发给我，他一过一万步，我马上给王蒙点赞。”王蒙和冯骥才可不只是“点赞之交”，他们是“相濡以沫、不忘于江湖”的老朋友。今年85岁的王蒙一直是当代文学中最先进行实验的作家，1953年，19岁的王蒙开始创作长篇处女作《青春万岁》，小说直到1979年才完整出版，当年即首印17万册。此前，1955年他以处女作短篇小说《小豆儿》出道，1956年发表《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轰动，小说展现了一位新到团委工作的年轻人对官僚作风的领导的不满，王蒙因此被打为右派，后来被下放到新疆10多年，直到1978年回京，他回京后写的第一部短篇小说《说客盈门》又讽刺了“走后门”的不良现象。1980年，他的《春之声》《风筝飘带》就已使用意识流手法，成为中国文坛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推进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性进程。

1986年，王蒙成为文化部部长，不过他并没有因此挥别写作。与他的多变生活相对应是他作品所反映生活情景的辽阔性，践行“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的王蒙，不仅是一个提供优秀作品的作家，还是一个提供思想方法的作家。从《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疯狂的季节》到《青狐》《中国天机》《明年我将衰老》《这边风景》……王蒙一直在进行新探索。2014年年初，80岁的王蒙推出了45卷本《王蒙文集》，字数约1600万字，此后，他还出版了长篇《闷与狂》、小说集《奇葩奇葩处处哀》以及众多对《红楼梦》《论语》《孟子》《老子》等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作品，甚至今年春天还出了一本《睡不着觉？》，耄耋之年，始终“冒泡儿”。

张抗抗写作并非全部生命

出生于1950年的张抗抗，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部短篇《爱的权利》，是和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维熙的《大墙里的红玉兰》同期发表在1979年的《收获》上的，小说描写了新时期年轻人对婚姻爱情的认识与追求。从《灯》《分界线》《夏》《白罂粟》《淡淡的晨雾》《北极光》到《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作为知青文学中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作家，张抗抗作品中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启发了很多读者，尤其有益于女读者理性认识自我。张抗抗属于理论素养较高的作家，“自我觉醒、自我规范和自我个性重组，这三个应该是我创作的特点。我一直尝试用理论方法表述我们对生活的认识。知青经历，让我对自身的处境、我们在历史过程中的位置、我们这一代人的作用等有了更多认识。”

二十世纪90年代末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成为文坛热点，张抗抗却异常冷静，“首先我是作家，其次我是女性作家，当我们写人性的时候，女性只不过是人性的一部分，干嘛非要单独提女性呢？我写女性，都是以人性为出发点的。”今年年初，她推出了《张抗抗文学回忆录》，将小说家参与文学批评这样一种实践写入回忆录，为文学批评注入了一种新活力，“一个作家一生的作品，在不同阶段的艺术风格会有很多变化。但在我大半生的写作中，‘写什么’和‘怎么写’永远是同等重要的。”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有尊严的作者，对她来说，“今天的‘我’，就是自己想要得到的最好作品。写作不是我的全部生命，而是我人生的组成部分。”新报记者宇浩

亲历者口述史拂去了失去温度的历史尘埃，饱含着当事人的生命气息，让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都鲜活起来。通过亲历者的口述来认识、研究历史，已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学术潮流，不断有学术创新成果面世，而《冰河》《凌汛》《激流》《漩涡》正是冯骥才记录亲历文学和文化艺术生活实践的四部曲。为期两天的“冰河·凌汛·激流·漩涡——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内外众多重磅学者、评论家就“‘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作品研究”“冯骥才的非虚构写作研究”“冯骥才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知识分子精神史与时代转型研究”等议题进行了学术研讨，专家学者们认为，“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系列是中国当代非虚构文学的高峰之作，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化史、文化遗产保护史的书写和实践等多重意义上都具有重要价值，而冯骥才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一代知识分子的特征人物，他本人以及文学写作、艺术创作、文化遗产保护思想都值得进一步研究。正如开幕式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所言，希望能借此激发更多的文化工作者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做出更多更大贡献。

“一颗爱心多种角色”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高度评价了冯骥才在文学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上的贡献，“冯骥才是新时代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也是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文化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标志性人物。这五十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很多变化都被冯骥才通过文字做了真实记录。他的记录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个人思想史，也能折射出是我们国家、民族在急剧变化中留下来的思想痕迹，对研究我们这个民族近几十年的历史进程，有很高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吉狄马加认为，如同19世纪法国作家雨果一样，冯骥才走出书斋，将自己的文化理想、精神追求变成了一种行动，他在文化遗传保护上的贡献不亚于他在文本上的贡献，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吉狄马加还表示，要研究一个“完整”的冯骥才，得放在更长远的文化历史角度来看，冯骥才的小说不仅具有思想上的先知先觉，还有对历史文化的传承、民族精神符号的书写，在语言、文本修辞、文化感等各方面都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特殊文化品质，“尤其在当下，要树立文化自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我们民族的文化历史源头汲取走向未来的力量。”

中国民协分党组书记邱运华表示，本次研讨会对推动当代文化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冯骥才是我国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他率先开展木版年画、唐卡、剪纸等领域非遗传承人的田野调查，又成立了我国首个涵盖民俗学、民族学、艺术学、社会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直接促成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等项目的组织实施，冯骥才在民间文化传承保护和学术研究领域投入了巨大精力，取得了可喜成就，为中国传统文化抢救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表率性贡献。可以说，冯骥才的口述史实践，首开民间文艺口述史研究之先河，已经成为我国口述史研究的范例，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民间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王蒙称赞冯骥才是“一颗爱心多种角色”，“他是一个高大上的人，也是一个高大上的作家。他写义和团的书，写天津市井文化的书，写一些带有艺术符号、艺术形象的书，写人们感受的书，都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他又是文化守护神，是艺术家、画家，还是艺术收藏家、社会活动家，他的社会活动也起了特别正面的作用。”王蒙用“相濡以沫”来形容他和大冯的感情，“在很多方面，我得到过他的支持和推动，我们在某些困惑和困难的时候，也享受了‘相濡以沫’的温暖；而在比较好的时候，我们绝对是不忘于江湖。”身在规模盛大、别开生面的盛会中，王蒙幽默表示，“他开会开得这么热闹，我的嫉妒非常少，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同行都有嫉妒，是吧？但是我的嫉妒差不多是零，我的快乐是99.999999%……祝贺大冯。”韩美林是冯骥才的艺术知己，因为觉得受益于大冯，他还当众给老友鞠了个躬：“我们‘捆绑’在一起不止35年。我认为应该研究大冯，我就跟他学了不少东西。虽然我比他大几岁，但是我在偷偷地学他，首先就是做人，灵魂不能下跪，人生绝不言苦。其次，他对民间文化进行了地毯式的研究，我跟在后面，是受益者；还有，我感觉他跟着时代走，他从来都是火车头，我也跟着走。”

“他是一个真正的

‘俗世奇人’”

研讨会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评论家贺绍俊一句——“今天召开‘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给文化英雄的授勋方式”，获得在座嘉宾的一致认同。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俗世奇人’，他好像是有很多的手、很多的腿，不然怎么能做那么多的事情？”在张抗抗看来，像“千手观音”一样的冯骥才，就算遇到很棘手的事情，也会以温和的方式应对，因为他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评论家邱华栋回忆起自己在《人民文学》创建“非虚构”栏目时与冯骥才交往的点点滴滴，“当时的作家缺乏走出书斋的能力，新闻记者又缺乏较高文学素养”，而冯骥才的作品把文学、传记、新闻等元素结合到了一起。在冯骥才身上，他看到了“传承的力量、勇气、能力以及持之以恒的精神”。

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谢有顺坦言：“我一直觉得中国有思想的人不少，但能把思想转化成行动、转化成实践的人太少。”而冯骥才是令人钦佩的践行者，谢有顺举例说，自己的老家福建曾是中国最大的雕版印刷所在地，“在大冯老师写文章呼吁之前，当地都是把雕版当柴火烧的，他写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当地才引起重视。”谢有顺感慨，如何把写作情怀返回到实践、返回到现实，是今天知识分子要思考的问题。

关于非虚构写作，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学者丁晓原认为，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写并写好历史非虚构，冯骥才与非虚构是双向优选，可谓“天作之合”，冯骥才不仅自身有历史，还具有书写历史的责任感、使命精神和与之匹配的能力，“冯骥才的历史非虚构，会成为研究当代中国五十年相关历史的重要文献。”

白岩松很高兴能参加这个大冯的“亲情聚会”，之前他给研究生布置作业的书目中就有大冯的书，在他看来，大冯就是在漩涡里保护着我们文化自尊，他最喜欢冯骥才作品里显示出来的“真”，“真善美，真是前提。这也是为什么我会给我的研究生布置作业要看大冯的书。‘冯骥才记述文化五十年’这四本书的起点是1966年，那是我出生前的两年，到今年我都51岁了，可想而知这四部书写的是多么厚的一个人的历史。今年我们都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他的书里记录了53年，其间如何跌宕起伏，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16年前因为制作纪录片《传人》，主持人赵普与冯骥才结识，因此热爱上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并在2015年成立中国手艺发展研究中心。赵普直言，冯骥才的行动力深具样板价值，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冯骥才由“私人感情”升华至“公共感情”，“也就是将一般意义上的个人热爱升华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对于曾有质疑声说冯骥才是写作江郎才尽才换一面旗子吆喝，赵普驳斥说，“这是无稽之谈，冯先生近期的创作已经证明了实力。我以为冯先生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敲钟人’，一个为了民族文化图存而敲响警钟的人。”新报记者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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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焦德芳 吴梓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