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报讯（作者 张凤宝 编辑 魏芯蕊）

百炼成钢，勤劳坚忍的父亲

父亲出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的冀东农村，家境尚可，在四个兄弟姐妹中天资最为聪颖，得以读完小学，这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文化人。他的童年伴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颇受颠沛流离之苦，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经历了“文革”等数次运动，对他的打击很大，但他内心的不屈与倔强如同他的纯朴与善良一样历久弥坚。

父亲像一棵胡杨，风骨凛凛地挺立在命运的长河中，用他的坚忍和坚持守望着我们兄弟姐妹的生命，无论风霜雨雪，无论酷暑严寒，一站便是千年。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大妹因病无钱医治夭亡，小妹也在我读大四时，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许是营养不足，我和小弟同时患上了肺结核，贫困的家庭、危险的疾病、缺医少药的状况雪上加霜。父亲痛失爱女，又面临幼子的疾病，他使尽了浑身的力气与命运抗争，用自己的生命捍卫着他的孩子。他想尽一切办法寻医找药，那些因卖鸡蛋好不容易攒下的钱被拿去购药了，东借西借的他，也常因借不到钱而眉锁双重，一旦借到钱买了药后，他又会满怀喜悦地带着他的孩子去赤脚医生家打针。7岁那年，为了尽快治好我的病，父亲带着我从县城坐火车去邻县诊治，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看着车窗外飞逝的景物感到十分好奇，现在回想起父亲忧郁的面容、抱着我挤上挤下的情形，真为当时的“少年不识愁滋味”而心痛。终于，在父亲的坚持和不懈努力下，我们兄弟二人脱离了危险，身体也渐渐康复。

父亲用坚毅的臂膀托举我们的生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土地贫瘠，农民劳作一年，粮食不够果腹，母亲常常望着米缸发愁。父亲却在大家午休的时候去地里割草，用卖草的钱买些粮食补贴不足。待我稍长大后，也和父亲一起去割草，炎炎烈日暴晒之下，或钻进庄稼地里或在路旁挥汗如雨割草的场景，以及汗液滴进眼里难受的感觉都恍如昨日。

△作者：张凤宝

1973年大旱，粮食歉收已成定局，父亲想到了一个增加收入的点子，用山芋干磨成淀粉，用淀粉做成凉粉，再用凉粉换成山芋干，用多赚出的山芋干补充家里的粮食，基本解决了温饱。现在每每想起父亲那时的辛苦，我这个三尺男儿的泪水总是不能自已地溢满眼眶。盛夏的夜晚，滚沸的开水，烟火的炙烤和热浪的熏蒸，挥汗如雨地搅拌，日复一日地肩挑手担，每日和着井水的午饭，傍晚拖着沉重的身子依然要重复同样的工作。从那时起，父亲落下了腰椎受损的毛病，晚年越来越严重，虽经多方治疗，但终因积病已久，加之年老骨质疏松，最后腰椎骨折，不得不终年卧床，直至心衰而终。

父亲坚信，接受良好的教育是农村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他一再鼓励我们要好好读书。为了筹措学费，80年代初，他开始利用当地出产水果的优势，往返于抚宁、昌黎和塘沽，倒卖水果，赚些钱补贴我们的学费。那时的父亲，常常午饭后从家里出发，走15公里的土路到县城火车站，再坐火车到抚宁或昌黎站下车，步行到果园采摘水果，趁着新鲜肩扛手提回到火车站，连夜坐车到塘沽，在候车室眯一会儿，有时赶上候车室人多，被赶到候车室外，既要忍受蚊蝇的滋扰又担心货物丢失，几乎整夜不能合眼。赶早晨和上午的集市，把水果售出后，又坐下午的火车去抚宁、昌黎的果园。如此往返，实在困得坚持不住了，才回家休息一下。直到今天，我的脑海还经常浮现父亲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顾不得说几句话就倒头大睡的样子。一觉醒来后，父亲到村边的河沟里洗个澡，换换衣服，又开始下一个塘沽之行。经过一夏天的奔波，父亲终于为他的3个小孩凑齐了书本费，让他们得以在学校读书。

铁汉柔情，重情守信的父亲

父亲是一位严父，他最看不得孩子们懒惰，总是在放学后督促我们或是打猪草或是放羊，因此，他的孩子都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父亲又是一位慈父，我小时候身体不好，他经常在早晨给我揉肚子，说这样对提高体质有好处，现在回想起来，还对父亲粗糙的大手有着深深的眷恋。

父亲很善良，更同情弱者。记得邻居有一位独居的老人，只有一个女儿在邻村，父亲总是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父亲又乐于助人，凡来家里求助的，他基本不让来人空手而归，尽管自己家也很贫困。父亲总是说：“一个人只有实在没办法了才会找人去借，觉得你这里能够借到才会登你的门，要对得起人家的信任。”

父亲极注重诚信，无论是借他人的钱还是物，只要有了，总是第一时间还上，他常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我想，我们家由于家境贫困，找找借借了近20年，大部分时候都能借到，这除了对方的善良外，主要得益于父亲的诚信。

父亲正直、自强，他常说：“最重要的一点是靠自己，不占公家便宜。”他不仅自己这么做，也严格要求我们这么做，他的人生法则是“要想让别人瞧得起，首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毕业参加工作后，父亲经常告诫我要秉公守法，不能投机取巧，不能占学校的便宜，只有这样睡觉才踏实。

我朴素而善良的父亲，不仅给了我生命，更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教会了我自强、进取、责任、担当、正直、善良、勤劳、朴实，我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家风吧。如今，我的孩子也已过了而立之年，我一直秉持着这样的家风教育他，令人欣慰的是，他也较好地继承了这样的家风，并和我约定“要把良好的家风代代相传，为国家为民族培养更多有用之才”。

如今，父亲离开我整整5年了，可是，他的身影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他的音容笑貌经常萦绕在我心头，他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和笃定的影响已深入我的血脉，并代代传承。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副校长）

（编辑 焦德芳 陈舒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