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津人民奉献终生

　　——老市长聂壁初与天津曾经的岁月

　　□    陈彤 李丹

　　编者按 我校杰出校友聂璧初同志4月20日逝世，享年90岁。他那亲切的笑容仿佛历历在目，那洪亮的声音好像就在耳畔响起…….聂璧初校友1946年考入北洋大学机械系，1950年毕业后留校任校党总支书记。他一生秉承母校“实事求是”的校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和天津市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生前热爱母校，关心支持母校事业发展，数十年来积极组织参与北洋大学校友“西沽同窗联谊活动”，支持成立天津校友会……本报本期“天大·人物”专版特刊发纪念聂老的文章，讲述他生前的故事，让我们后辈永远记住“北洋-天大人”浓重深厚的“家国情怀”，激励大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995年10月2日来天大参加百年校庆

　　中共天津市委原代理书记、天津市原市长、我校杰出校友聂璧初同志永远离开了我们。聂璧初的一生是为党和人民奋斗的一生，是为天津人民奉献的一生。

　　生实业世家    父为“黄海”搞科研

　　聂壁初曾在回忆文章中说：“我祖籍是湖南桃源，我父亲在永利碱厂工作的时候把我带到天津来。”聂璧初的父亲聂汤谷（1894 ~ 1981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幼时曾就读于湖南澧州钦山寺新式学堂。1907年，年仅13岁的聂汤谷东渡日本求学，后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化学系，归国后入设于塘沽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久大公司和永利公司搞科研，期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1921年聂汤谷脱离“黄海”，到汉沽创业，兴办了汉沽化工厂。新中国成立后，聂汤谷先生曾任轻工业部工程师。

　　耀华同龄人    深情撰文忆母校

　　聂壁初7岁入天津耀华学校读书。2007年，80高龄的他撰文《回忆耀华母校》：“耀华学校是我的同龄母校，她诞生于1927年，我也是那一年生人。经历了80年的风风雨雨，今天看到耀华学校成为天津一流中学，我非常高兴，也感到作为一名老校友的荣耀。

　　我生于天津，全家姐弟5人，全在耀华读书，加上堂兄、姐共10人在耀华学习。我们所以都上耀华，一是学校好，二是离家近。耀华学校始终追求高标准的教育水平。曾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耀华校长赵天麟重视师资，聘请的教师都是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教师。数、理、化教师后来到大学任教的不少：物理教师钱伟长解放后是中科院院士；数学教师张敬宜后来成为北洋大学教授；几何教师李希侯把枯燥的几何定理编成口诀，琅琅上口。耀华学校大多数学生都比较朴实、不浮华。那时教师很清苦，有的虽衣服打补丁，但很干净，中午常常只带一两个凉窝头充饥，但教书非常认真。”

　　入北洋大学    投身学运做先锋

　　抗战胜利后，聂璧初抱着工业救国的梦想报考了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学生中有从西安来的、北京来的、浙江来的。几个地方的人集中在一起，在天津西沽恢复了北洋大学。1946 年10 月我入学的时候，全校当时只有800 多人。”

　　谈到自己学生时代的革命生涯，聂璧初回忆说：“我在北洋上学后遇到了一位老熟人,他叫沈尔林。他是从延安来的，我很快就加入了他组织的进步小团体。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我投入了学生运动。特别是‘沈崇事件’发生后，我自始至终参加了北洋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天津解放后，我回到北洋大学继续读书，并兼任学校党支部委员。那时候是又要学习、又要工作，每天很忙碌。当时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半年后，根据工作需要，我提前毕了业。后来北洋大学党员人数超过100 人，学校就成立了党总支，我就担任了学校的第一任党总支书记。1951年，我调到天津市委组织部，才算真正离开了学校。”

　　2015年，天津大学（北洋大学）120年校庆时，聂璧初为校友为母校写下祝福：“希望母校坚持‘实事求是’的校训，努力奋斗，培养更多的国家栋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991年陪同李铁映视察我校重点实验室

　　天铁三年半    艰苦环境炼意志

　　1969 ~ 1973年，聂璧初曾在天津铁厂工作三年半时间。作为当年的“三线”企业，“天铁”坐落在太行山腹地的河北省涉县境内。

　　在天铁建厂35周年前夕，聂璧初曾回忆了那段难忘岁月：“建天津铁厂是为解决天津的‘无米之炊’。当时天津钢厂在全国有一定的地位，但天津有钢厂却没有铁厂，炼钢和机械铸造等就成了‘无米之炊’了。那时天津市领导曾亲自到山东求援才弄到8万吨铁，所以天津要建铁厂以解决炼钢用铁和铸造用铁问题。

　　我是1969年11月去的天津铁厂，1973年离开。其间参加了太行山冶金基地建设的全过程：一是选址，二是参与设计，三是参加‘三通一平’即通水、通电、通路和平整场地工作，四是建设工厂。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吃的是老乡家水窑里的水，住的是临建，垫草席的石头下面都是蝎子……所有那些场景，今天仍历历在目。所以我说天铁精神就是为祖国的兴旺而艰苦奋斗，这种精神现在也不能丢，这是宝贵的财富。”

　　任天津市长    为房改据理力争

　　1950年，聂璧初从天津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参加工作后，曾先后在天津市委、天津市机床厂、天津市经委、涉县天津铁厂、天津市计委长远规划处等单位工作。1983 ~ 1985年，聂璧初任天津市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1985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副市长；1989年10月，聂璧初接替李瑞环担任天津市代理市长，一个月后任市长。1993年6月起，聂璧初担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至1998年5月。

 1993年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视察工作

　　据“政事儿”报道，在任天津市长期间，聂璧初曾为天津房改据理力争。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房改工作开始加快，陈锦华当时任国家房改领导小组组长。房改牵扯面广、影响大，改革试点早期都集中在中小城市，很难在全国推广，难以起到改革带动作用。

　　据陈锦华《国事续述》一书回忆：“后来，上海市率先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朱镕基找我，要求国务院批准上海市的住房制度改革方案，以加强推广力度。我找了李鹏，他同意由国务院办公厅正式转发。这件事在全国影响很大，后来各地的房改都大体参照了上海市的做法。在国务院批转上海、北京房改方案以后，各地纷纷要求仿效，但国务院考虑，不宜一一由国务院批准，决定停止转发。”

　　“天津市市长聂璧初听到这个决定，亲自给我打电话说：‘房改事关重大。上海、北京都经国务院批了，天津不批，我这个市长当不下去了，干脆，我给你辞职吧。’我只好答应他做工作去争取。后来，我同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椿霖商量，并请示国务院领导同意，批转了天津的房改方案。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听取了北京、天津房改方案的汇报，并向全国转发了北京、天津的房改方案。”

　　一生低调，身世鲜为人知；勤恳踏实，为天津奉献终生。愿老市长一路走好！

　　聂璧初生平

　　聂璧初:曾用名钱明生、石彬、石林，湖南桃源人；1928年1月出生于天津； 1934 ~ 1946年在天津耀华小学、耀华中学和四川永川国立16中学读书；1946年9月考入北洋大学机械系；194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委员；1950年7月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北洋大学党总支书记；1951年2月起先后任天津市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组织部部长等职；1955年2月起先后任天津市委书记处秘书、河北省委书记处秘书等职；1963年先后任天津市机床厂车间主任、副厂长等职；1965年调任天津市经委企业管理处副处长；1968年11月下放到104干校劳动；1969年11月起先后任天津铁厂生产处处长、机动处处长等职；1973年9月起先后任天津市计委长远规划处处长、副主任等职；1983年4月当选天津市副市长，兼任市计委主任、党组书记；1985年9月起先后任天津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等职；1989年11月当选天津市市长；1993年2 ~ 3月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1993年6月当选天津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2004年11月，聂璧初同志离休后仍十分关心天津改革发展，全力支持市委、市政府工作，积极建言献策，热心公益事业，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光和热。

　　聂璧初同志是中共第十三届中央委员和中共第十四次、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八届、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2001年与北洋校友何国模 肖传卿合影

　　深切缅怀北洋学长聂璧初

　　□   天大校友总会

　　2013年的夏天，天大校友总会、天津校友会相关负责人赴家中看望了聂老。聂老虽患病行动不方便，但对母校感情深重，对当年求学的往昔记忆清晰。校友总会2015年编辑出版的《北洋大学校友口述录》一书曾刊载聂璧初2013年的口述回忆，本版撷此旧文部分内容，一起感受学长曾经走过的求真理和光明之路。

2013年接受我校校友总会采访

　　立志工业救国    报考北洋大学

　　“报考北洋，主要是因为我当时立志要学工，想像我的父亲一样工业救国。北洋大学当时以工科闻名中外，抗战胜利后，我就抱着工业救国的梦想报考了机械工程系。”聂璧初说。

　　北洋大学经过了八年艰苦的抗战时期辗转西迁办学，1946年10月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下终于复校。当时学生主要来源于从西安、北京和浙江三地，地址在天津西沽，全校当时只有800多人。

2010年参加北洋西沽同窗聚会

　　工业救国的梦想使得聂壁初与北洋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入学后，他一边学习文化知识，同时又从北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跟随世交大哥    走上革命道路

　　“我到北洋之后，本来是想安心学习的。但当时国共谈判破裂了，国民党的独裁专政让人民非常失望。我在北洋遇到了一位老熟人——沈尔林。我家和他家是世交，他是从延安来的，所以我就把他当大哥看待，很快就加入了他组织的进步小团体。

　　我在沈尔林领导下学习了党的理论，参加了学生运动。我们经常在一起学习、抄录党在延安的整风文献，看‘违禁’的书刊，收听延安广播，还看了许多前苏联的小说等。我曾参加北洋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五二〇’大游行的时候，我和参加游行的同学都脱去了长衫，换上了短衣便鞋，做好了挨打的准备。在游行队伍被冲散的关键时刻，沈尔林在人群中大喊一声‘去市政府抗议，营救被捕的同学’，于是大家化整为零，重新聚集在市政府门前抗议示威。”

　　20岁秘密入党    多次参加学运

　　“1948年暑假，沈尔林指示我和同班同学杨启绍秘密离开天津去华北局城工部参加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训练班。我在那里前后学习了20多天，主要是接受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学习到8月中旬返回天津。后来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我正好20岁。

　　那时，北洋大学的地下党支部已经成立了。但是我只和沈尔林单线联系，不与别人联系，从而防范中统特务、三青团等敌人对党组织的破坏。由于斗争十分残酷，根据指示，沈尔林领导的这条线继续在二线隐蔽。

　　1948年8月，华北局城工部为加强北洋大学的工作，决定把沈尔林这一条线上的党员并入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由沈尔林任支部书记。期间，我们发起了“反南迁斗争”。当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大势已去。因此，国民党要将北洋大学迁往南方，我们则努力通过运动反对南迁。党支部发动学生自治会通过壁报辩论、开座谈会、走访德高望重的老教授等活动，在同学中开展了讨论，揭穿敌人的阴谋，争取中间同学。经过20 多天的激烈斗争和深入的工作，反南迁的舆论占了压倒优势。在时机成熟时，学生自治会发起了签名运动，要求再次召开全体同学大会，大会最后表决，通过了不南迁的决议。将近一个月的“反南迁”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平津战役前夕，1948 年12 月，各大学都已停课。这时我按组织要求离开学校。沈尔林给我布置了两项任务，一个是翻刻、油印、分发党的文件及新华社重要社论等，供地下党员、进步人士学习及宣传使用。二是为地下党的领导人开秘密会议选定会址。这两项任务我都完成得很好。

　　每当地下党的领导同志开会，沈尔林要事先给我发通知，让我准备好开会的地点。我的几个可靠的同学和上层社会都有一些联系，利用这一优势，我经常变换开会的地点。常去的地方是位于伦敦道和马场道上的两座小洋楼。他们每次都是坐着洋车去，穿着也十分讲究。进了门先把麻将牌摊在桌上，稀里哗啦响一阵，然后再开会。他们开会时，我则在外面放风，有情况立即发出暗号。这样我一直工作到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我回到北洋大学继续读书，并兼任学校党支部委员。那时又要学习，又要工作，每天很忙碌。当时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半年后，根据工作需要，我提前毕业了。后来北洋大学党员数超过100 人，学校就成立了党总支，我就担任了学校的第一任党总支书记。”

　　（本版照片提供：王建泽 胡如光 孙亮 刊登于2018年5月30日《天津大学报》第三版 编辑 李丹 学生编辑 李宜睿 元滢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