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报》（2019年9月10日 教师节特刊·荣耀师者 头条）

深耕专业 痴心讲台育桃李

余国琮

70年的发展，广大教师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汗水。一代代教师，他们的身上有着不同时代的印记。相同的是，他们初心如一，默默奉献、潜心育人，与共和国共成长。本报寻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年代的6位优秀教师代表，请他们讲述自己当年在教师岗位上的专业成长故事。——编者

中科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余国琮：

破解新中国重水生产难题

1943年，我从西南联大化工系毕业，不久后赴美留学，1947年获得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48年，26岁的我开始担任助理教授，一边授课，一边从事化工热力学及蒸馏理论研究。

1950年8月，几经辗转我回到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继续教学科研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弃美国那么好的工作生活条件选择回国，其实想法很简单，“回来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

回国后，我应邀到唐山工学院组建化工系。高校院系调整时期，我被安排到天津大学化工系工作。1955年，国家科研事业如旭日东升，我们当时瞄准我国核工业重水分离科学难题进行攻关。那时，我国的第一座原子反应堆就是重水反应堆，重水是核工业发展必需的重要战略物资。以前，我国所有重水都是进口，后来由于国际关系突变，供给中断，反应堆也面临停止运转的危险，开发自主的重水生产技术成为当时的国家重大急需。在天然水中，重水的含量只有大概万分之一点五。如何将其提纯到99.9%，并实现工业化生产，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当时条件很艰苦，国内对重水分离的研究还是空白，国外的研究报道极少，一切完全靠自己动手探索。我每天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实验室。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到天津大学视察，看了我们的实验室。总理的一句话让我们始终牢记，他说：“无论如何要争一口气，不能让外国人卡脖子。”

为了“争一口气”，我们夜以继日地攻关，搭实验装置，提出采用多个精馏塔级联等多种新方法替代传统的精馏方式。为了解决连续性高质量生产重水问题，我们从理论研究做起，研究重水浓缩过程动态特性，从实验数据到理论模型做了无数次实验，最终取得突破，填补了该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白。

后来经过小试和中试，1965年，我国自主研发的重水生产工业技术诞生，成功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重水，解了国家燃眉之急。到上世纪70年代，我国生产的重水完全实现自给，还成为重要的重水出口国。

光搞科研，没有熟悉重水生产技术的人才也不行。天津大学就承担了培养重水生产技术人才的任务，当时从相近专业抽调学生，由我专门给他们授课。没有教科书，我就自己编讲义，带着他们做实验。我们那班的学生，后来都成长为我国重水生产的技术专家。

我今年97岁了。我很高兴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事实证明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本报记者 陈欣然 通讯员 赵习钧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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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赵习钧 赵仲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