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讯（整理 焦德芳）近日，2020年第10期《现代传播》杂志刊发我校新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陆小华教授学术论文《数据话语权：国际传播的战略性竞争焦点》。
陆小华在文中指出：对数据的收集、控制、发布、解读，是当今世界更为隐蔽、又更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施加影响方式，不同数据构成和发布方式潜藏着不同的影响逻辑。话语权是一种现实传播优势和深层影响力，既是影响力和传播能力竞争结果，也是持续竞争过程，也会因在特殊时点的特殊表达而迅速获得。数据话语权是话语权的特殊存在方式。数据和数据服务的专业性、客观性、连续性，更容易让使用者接受和相信，产生路径依赖，形成特殊信任。话语权与数据话语权的争夺和影响力竞争，实际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博弈。数据话语权是国际传播的战略博弈工具和战略竞争焦点。从战略谋划与对策设计的层面看，数据话语权的竞争与博弈，急需加强理论建构和力量强化。包括认知投入、制度投入、资源投入、传播投入和机制投入。
《现代传播》是以广播电视为中心的中国权威传媒学术期刊，国内外公开发行。该刊以学术性、时代性、思想性为追求，视野开阔，理论超前，思想活跃，观点新颖。该刊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CSSCI来源期刊，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选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
数据话语权：国际传播的战略性竞争焦点
陆小华
摘要
对数据的收集、控制、发布、解读，是当今世界更为隐蔽、又更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施加影响方式，不同数据构成和发布方式潜藏着不同的影响逻辑。话语权是一种现实传播优势和深层影响力，既是影响力和传播能力竞争结果，也是持续竞争过程，也会因在特殊时点的特殊表达而迅速获得。疫情地图这个数据产品已经成为人们描述、认知、判断全球疫情的主要数据来源之一，从而拥有了全球影响力和实际上的数据话语权。数据话语权，是特定主体通过对某个领域数据或更大范围数据集的积累、收集、控制、处理、发布、解读、传播等行为，以及通过提供不断延伸的相关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而获得的现实传播优势和深层影响能力。数据话语权是话语权的特殊存在方式。数据和数据服务的专业性、客观性、连续性，更容易让使用者接受和相信，产生路径依赖，形成特殊信任。话语权与数据话语权的争夺和影响力竞争，实际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博弈。数据话语权是国际传播的战略博弈工具和战略竞争焦点。从战略谋划与对策设计的层面看，数据话语权的竞争与博弈，急需加强理论建构和力量强化。包括认知投入、制度投入、资源投入、传播投入和机制投入。
关键词：数据话语权；国际传播；舆论博弈；战略竞争；传播优势
对于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正在演进的变化、可能产生的效应，不同主体在国际传播中可以通过概况介绍、细节描述、定性判断、数据发布、数据解读等方式，传播自己所掌握的事实、所定义的事件或变化性质，以及通过对其可能产生效应的预测和渲染，而影响甚至干预国际社会对此的认知和反应。这种影响的施加，传统上往往是通过资讯传播，让人们依赖所提供资讯的指引去认知，让资讯中隐含着的观点悄悄地发生作用；或者直接以解读、分析、判断、预见、也包括隐喻等方式表达观点，直接施加影响；至于通过官方发布、官员表态、官方文书等方式提供的事实、表达的观点，则影响更为直接、强烈。但在当今世界，还存在着更为隐蔽、又更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施加影响的方式，即通过对数据的收集、控制、发布、解读等等，对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的运行产生实质性影响。收集、控制、发布、解读数据等等行为，之所以能够产生“权力般”的影响，与传播紧密相关。进而使得重要数据的收集、控制、发布、传播成为国际传播中具有战略意义的竞争要素和竞争领域。
随着全球各国相继以不同方式应对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全球疫情究竟如何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连续发布的疫情数据，既成为人们跟踪全球疫情的直接资讯来源，也成为国际社会判断各国应对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及其对地缘政治、各国经济、社会运行影响的重要依据，甚至是人们进而从深层次上判断各国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经济承受能力、社会运行状况及其制度竞争力的重要依据。可以说，有关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的事实、数据和解读，在发生现实影响的同时，也正在深刻而微妙地产生更深层面的影响。
什么样的疫情数据发布方式对人们认知和行为有更深刻的影响？人们通常在关注、使用谁、以什么方式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全球疫情数据？谁在握有实际上的全球疫情数据话语权?寻找这类问题的答案是容易的。但这一系列问题促使各国政府、智库和公众认识到数据发布所隐含的数据话语权。而在国际传播领域，甚至在国际经济、地缘政治领域中，数据话语权都已经成为一种战略性竞争焦点。谁握有某个领域、方面的数据话语权，就相应握有了这个领域和相关更多领域及方面的竞争优势、影响力和干预能力。
一、数据与数据发布：深层影响逻辑与竞争力来源
数据收集、控制和发布，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政务活动的一部分。在国际传播活动中，使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发布的数据是常规选项。尽管新闻作品、研究报告、政府相关文件常常使用数据作为对事实本身的描述，或作为对所要发布事实和观点的支撑，但数据构成本身、表达方式和发布方式等等，对人们接受、采信这些数据是有很大影响的。换句话说，不同的数据构成和发布方式，潜藏着不同的影响逻辑，也具有迥然不同的影响力。
在这次全球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中，有多个主体在发布与全球疫情有关的数据。除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发布的疫情数据外，一些知名高校或研究机构有自己所研究的数学模型和收集方式，并发布相关数据、解读和预测。目前，媒体所引用的全球疫情数据，主要是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缩写WHO，中文简称世卫组织）是联合国下属的一个专门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是国际上最大的政府间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数据，是汇总各国政府卫生管理机构所报告的数据，通常在当地时间下午17点左右，以网络直播媒体通报会（Press Conference）形式发布疫情情况及世界卫生组织的提示，并在其官网上发布以英文发布“每日疫情报告”。至2020年6月23日，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每日疫情报告，英文名称为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 Situation Report，已是第155期。这个每日疫情报告所发布的数据，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标明为世界卫生组织成员范围，Situation in numbers (by WHO Region) ，所发布数据也仅是过去24小时全球新增确诊和死亡数据，各大洲分别新增确认和死亡数据。每日的疫情报告还聚焦不同主题，有分析、指引和提示。第155期所聚焦的主题是体育与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暂停与重启。从传播的角度观察世界卫生组织网站，其传播重心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运行和观点。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期间，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的首页上，将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相关内容主要位置，提供了关于COVID-19常见问答、公众如何保护自己、临床试验、技术指南、居家期间如何保护健康等关注度高的内容，也有针对性、目的性更强的“传言与事实”栏目。但相关数据还需进入“COVID-19更多信息”栏目才能看到，而且放在右侧捐款、世卫组织应对COVID-19时间线、常见问题与回答等栏目之下。[1]由此看，世界卫生组织就COVID-19疫情数据的发布，虽然有线上新闻发布会等形式，但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发布等，还是更倾向传统思维和传统方式，没有更有力地显示出主导疫情数据发布领域的潜力。虽然在WHO COVID-19 Dashboard项下，也有更直观的全球和各洲确诊、死亡数据图，可以随鼠标位置变化显示每日情况。[2]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COVID-19疫情地图（COVID-19 Map by JHU），每15分钟更新一次，据报道，[3]该项目平均每日全球点击量高达10亿次，最高日点击量达到45亿次，是各国政府、研究人员和主流媒体引用最多的疫情数据来源，还带动了美国各州、世界多国政府或民间机构制作类似疫情图和提高数据精确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COVID-19疫情地图和数据的连续发布，为这所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带来了新影响力。[4]实际上，也为这所大学争来实际上的全球疫情实时数据话语权。
解析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制作疫情地图、连续发布疫情数据的过程，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探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不同数据发布、传播方式的深层影响逻辑和竞争力来源。
1、创意和制作由没有多少传统包袱的新人团队完成，可以更低沟通成本启动项目，保证了创新的可能。这个疫情世界地图背后的核心团队，一位是来自澳大利亚、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任教不久的学建筑出身的年轻女副教授劳伦·加德纳(Lauren Gardner)，另两位是来自中国的一年级博士生董恩盛、杜鸿儒。制作疫情地图创意来源于2020年1月21日上午30岁的董恩盛和导师在图书馆喝咖啡的例行见面，“导师建议制作个数据面板来统计和追踪疫情发展状况。”[5]当晚，董恩盛花了七八个小时输入数据、制作追踪图，让数据呈现在世界地图上。经过审核修改等程序，劳伦·加德纳于美东时间22日首次在推特上发布了第一版疫情世界地图，也正好是北京时间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后。2020年1月22日至31日，地图数据收集完全靠手动进行，每日早晚分别公布一次。2月1日加入了半自动化的数据流。
2、以位置思维、地图呈现抓住了病毒传播轨迹的重要特征与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这是这个最初是学术研究项目的作品具有巨大传播性和影响力的重要基础。病毒传播与位置具有强相关性，沿最初疫情发现点或爆发点观察，往往是半径越短，确认病例越多。同样，人们本能地会关注什么地点病例有多少，自己所在的地点或所关心的地点病例有多少。
3、以系统工程思维实现疫情数据实时更新、连续呈现，为这个数据产品提供了核心竞争力。这个团队所在的是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25岁的博士生杜鸿儒2月1日加入这个疫情地图团队，编写了数据自动更新程序。他提出：“不妨把病毒传播设想成一种网络，州县都是网络节点，每个节点之间的人口流动构成连线。不管通过数学建模预测疫情趋势，还是进行人口社会学分析，系统科学角度都很重要。”[6]实际上，这个数据产品的最初数据是董恩盛在制作这个产品前就开始搜集的。数据不是这个团队的原创，以疫情地图方式呈现、实时更新全球疫情数据才是这个团队的原创。[7]“现在，它由W院（工院）的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维护，并且得到了ESRI和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技术支持。”[8]
4、核心团队的学术专长和努力给与了这个数据产品专业质量。董恩盛本科毕业于重庆西南大学地理系。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后，先后在美国地方政府的IT及卫生部门、软件公司、电力公司、电信公司等实习和工作。他接受过地理和统计方面学术训练，曾参与预测美国和太平洋岛屿国家和地区的麻疹风险及斯里兰卡的登革热疫情。杜鸿儒本科毕业于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曾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化工材料科学专业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工业工程及运筹学专业。他擅长数学模型和路径优化，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流行病大数据处理、通过网络优化和数学建模来研究和预测全球流行病的发展。
疫情数据产品的生命力来源于数据的准确。这个数据产品的专业性也体现在核查数据以确保准确。因为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滞后，在依靠抓取美国地方媒体和各州卫生官员推特报告等来源的数据更新后，次日会根据美国及美国各州疫控中心数据核查，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核查其他国家和地区数据。为保证数据准确，这个团队采取的四个措施是可借鉴的，一是保留数据原始记录，每次更新都有回溯记录可查，二是总结时间序列表格，三是列出所有修正记录，四是组织人工核查。
5、在与其他疫情数据来源的竞争中坚持特色，不断优化，体现比较优势，从而提升竞争门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这个疫情地图本身已升级多个版本，数据分类更加丰富，还提供了一定的分析性数据。这所大学不是唯一发布COVID-19全球疫情数据的研究机构。有的研究机构既发布数据，也根据自己的模型发布预测。与这些研究机构和与世界卫生组织相比较，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COVID-19全球疫情数据地图，所体现出的比较优势主要是疫情地图、实时更新、数据详细（美国具体到县）、连续发布、多重传播。这样的比较优势是其他竞争者所不同程度缺少的，也来后来者难以弥补的。
6、不仅以技术手段获取数据，还以社交媒体时代的UGC方式让用户提供数据，以保证数据更新的及时性和完整性。这个数据产品的德、法、意等非英语国家的用户会主动提供当地媒体报道的最新疫情，这比等待官方渠道审核确诊数字快得多。
7、更注重这个疫情数据产品的专业传播和大众传播，从而赢得更强的专业依赖性，更强的专业影响力和更高的大众知名度。这个数据产品不仅在流行病学和地图绘制方面表现出专业性，还坚持数据公开透明，把所有数据上传至GitHub，供全球决策者和研究者使用。这个疫情地图的设计使用具有强烈对比性的黑色与红色，构成视觉上的强烈冲击。这个疫情地图的首发方式是导师通过推特发布。之后的连续发布引发各国媒体的报道。社交媒体的发布、引用、议论和媒体报道，引发更多人去浏览疫情地图网站，引发更多的引用和议论，形成驱动传播的滚雪球效应。
8、以学术研究的初衷获得了实际上的数据话语权。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这个团队做这个数据产品的初衷，是学术研究。但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确诊已接近2500万例[9]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数据产品已经成为人们描述、认知、判断全球疫情的主要数据来源之一，从而拥有了全球影响力和实际上的数据话语权。这背后，应当有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全球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很高声誉作支撑，使疫情地图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权威性，但最终，应当说是靠这个疫情地图数据产品本身的竞争力赢得了实际上的影响力。毕竟，数据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比较优势是基本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对自己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数据发布方面的话语权、特殊地位同样表现出足够重视，并采取了各种维护措施。其中包括对自我的重新定位以及对于自我能力和愿景的介绍。如今再打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地图页面，具体权属者已经清楚地标明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其这个的官方介绍已经更新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CRC）是一个不断更新COVID-19数据和专家指导的数据源。我们从可获得的资源中收集和分析有关COVID-19病例、测试、接触者追踪和疫苗接种工作的最佳数据，以帮助全世界公众、决策者和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应对这场大流行。”[10]也可以说，这种对自我的重新定位，其意义已经超越科学研究本身。
二、话语权与数据话语权：影响力竞争与战略性博弈
话语权是一种现实传播优势和深层影响力。“学者们对权力的定义和理解也不尽相同，重点强调控制和影响他人、支配他人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具备了话语权就具备了定义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权力，即话语权决定了定义权、解释权和说明权。”[11]话语权被视为一种特殊权力，但这种权力不是通过法定或继承就一定天然足量获得，不是拥有某种地位就一定具有。话语权的产生，实质上是在传播竞争中产生，在影响力竞争中形成。话语权的产生，是要依靠特定传播主体长期传播某些或所有内容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断积累这种影响；依靠其对某个足够重要、足够受关注问题的独特诠释、独特观点并能被人们所接受；依靠其具有足够说明力、感染力的独特表达方式；或传播的内容和传播方式被人们认为难以替代，而具有特殊传播地位；或依靠其所做解释和预见在现实发展中不断得到有力体现，而在人们意识深处具有特殊影响力。话语权的获得或持有，意味着拥有了一种容易让人信服的权威地位，一种容易产生影响的传播优势，一种容易形成信任的说服能力，一种能够影响、干预甚至支配人们意识和行为的特殊权力。能够充当信息来源和观点提供者，能够左右一部分人的思想倾向、行动取向，往往被人视为人际传播或大众传播、社交传播中的意见领袖。从行为效果角度观察，意见领袖就是握有了一定话语权。或者说，意见领袖常常是话语权的人格化体现，话语权是意见领袖的权威地位表达。
话语权的存在与表现，有几个鲜明的特征。其一，话语权既是影响力和传播能力竞争的结果，也是一个持续竞争过程。诸如媒体或研究机构的话语权拥有者，也需要不断在持续研究成果呈现、内容生产和传播中维护权威传播地位和话语权，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影响能力，回答新的问题来增强影响力。其二，话语权既要靠在影响力、传播能力长期竞争中产生，也可能因特定主体在特殊时点的一种特殊表达而迅速获得。这种特定主体可能是诸如媒体、研究机构、政治家、学者等主体；这种特殊表达，则可以是面对一个事件、一种现象、一个历史转折时期，所做出的方向指引、趋势预测、问题解答。比如，著名的乔治·凯南的长电报以及这封电报产生的持续影响所赋予作者的权威地位。[12]其三，话语权既是因为长期的传播优势而形成，也可能是因为某个特殊的表达方式被人们所接受而突然形成。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可以是术语、绰号、名称、描述，可以是深谋远虑的策划结果，也可能是灵机一动的偶然所得。诸如地缘政治中的“铁幕”、芯片发展中的“摩尔定律”、政治学中的“软实力”等等，既体现了长期思考，也体现了一时巧思。这类特殊的表达，在国际传播中常常成为吸引甚至牵拉人们注意力的关键，比如当年西方媒体报道中持续出现的“贫铀弹”。这类特殊表达一旦被专业人士和大众所接受，成为多见常用、难以回避的常规表达，这种表达方式的特殊内涵和其发明者的特殊用意，就会被以更大的力度传播、放大，而产生更大的深层影响。虽然，使用这种特殊表达的传媒和公众所想表达的含义，可能与发明者或最先使用者的意思相去甚远，但也在不同程度上为最先发明者、使用者扩大影响，而使用者对此并不自知。其四，话语权所形成的传播优势、影响地位，需要相对长时间才能促使变化，但也可能是因为某种充满智慧的研究结果、解读方式而突然破解。这种破解好像武林高手使用了某种奇谋硬招而形势突变、峰回路转。比如，人权，一度是西方世界攻击中国的武器、中国传播的雷区。当中国重新解读了人权，或者说更强调了关于人权的中国表达后，形势就大为改变。中国认为，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这样的中国观点、中国表述，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同。中国也开始发布个别国家的人权状况报告。在人权问题上，中国由此也具有了一定传播力和影响力，或者说有了比以往更强的话语权。[13]
数据话语权，是特定主体通过对某个领域数据或更大范围数据集的积累、收集、控制、处理、发布、解读、传播等行为，以及通过提供不断延伸的相关数据产品和数据服务，而获得的现实传播优势和深层影响能力。它是话语权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其特殊表现在于，数据和数据服务的专业性、客观性、连续性，使数据和数据服务更容易让使用者接受和相信，更容易让使用者对数据源产生路径依赖形成特殊信任。相比一般由传播优势、表达方式形成的话语权，数据话语权的说服力、影响力和建立威信的能力更强，对国际政治、经济运行和人们的意识形态，能够产生更微妙而深层的影响。人们在获知、接受、使用、传播相关数据的过程中，为说明其权威性和客观性，往往都会强调自己的数据来源，这无疑又不断强化着数据收集者、控制者、发布者、传播者的权威地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CRC）和其疫情地图数据产品的权威地位，就是这样在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
对数据话语权的争夺，并不只是在大数据时代才存在，也并不只是在传播领域。在国际经济领域，数据话语权往往影响着定价权，影响着大宗商品期货等等的走势，影响着经济走势和巨大的利益。比如，2019年年中，美国农业部首席经济学家Joe Glauber在年度农业前景论坛上表示,美国2009年大豆播种面积预计将达到7700万英亩的创纪录水平。市场开始产生悲观情绪。一个月后,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大豆种植面积仅小幅上升到7600万英亩。在美国库存报告配合下,市场预期再次改变,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大豆期货暴涨,并迅速波及到国内市场。“美国农业部数据系统免费向世界公布,无论背后目的与原因如何,客观上已主导了世界农产品价格预期。”[14]正因为关键数据和数据的发布牵涉利益重大，在公开报道中过于精准的预测往往会引起对相关数据泄密的怀疑，也有些官员因数据泄密而被判刑。[15]
随着数据挖掘和数据可视化的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数据积存、收集、清洗、使用有了更为智能化工具，有了比人工处理更高的效率，又赋予了数据收集者、控制者、发布者、传播者们更强能力，也加剧了舆论博弈。数据可视化手段的发展，使直观、多样的数据表达方式有了更为强大的冲击力和说服力，以不需思考、不容怀疑的时间、速度和力量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进而影响其行为和决策。这些，都使数据话语权有了新水平上的强大传播优势和深层影响能力。在大众传播中，人们常常把数据以数据新闻、数据表格、信息图、数据视频、数据地图、网络图谱、交互产品、数据应用等形态表现。而在基于数据库、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供的专业数据服务中，提供毫秒级刷取的海量、多样、实时、连续的数据流，既可以使用表格、数据图、数据地图和网络图谱等视觉形态，也可以提供角色设定式数据筛选工具、各种分析工具和风险控制工具，影响力和权威性就更为强大，使用者对其的依赖性就会更强，从而对其有更强的既被动形成也主动积累的信赖感。而数据库本身就是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形态之一。[16]这更使舆论博弈与影响力竞争进入到新的层面，需要以更多资源、更大力度来支持。当然，这种层面的数据话语权竞争，也带来更大的成果和收益，设立了更难以超越的门槛和护城河。
话语权与数据话语权的争夺和影响力竞争，实际上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博弈。数据话语权是国际传播的战略性竞争焦点。在我看来，在国际传播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介是在于在线数据库等技术的专业数据流服务。而在线数据库，却往往在一般公众和传播研究者所关注的范围之外。汤姆森路透集团、彭博集团的金融信息服务，虽然面向的是金融信息服务需求者等等，但实际上，世界上相当多数金融市场参与者、政府管理者、研究机构等都主要使用这两家的在线数据库服务获取市场资讯，使用其分析工具，从而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和市场参与者的决策产生不容忽视的现实和深远影响。
三、数据话语权的认知与竞争：理论建构与力量强化
话语权包括数据话语权的竞争，具有越来越强的战略意义。而随着数据量以近乎直线的斜率上升，随着数据流服务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政治倾向、行为方式与决策选择的影响日益强烈，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掌握者和数据控制者对数据话语权的优势地位越来越容易固化，数据话语权的影响力更趋增强，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在国际传播中，数据话语权更已成为一种战略博弈工具和战略竞争焦点。因而，在探讨国际传播战略和实施策略时，必须把数据话语权放置于应有的战略地位。
相对于国际传播的传统领域，中国在数据话语权领域的博弈态势有所不同，对某些方面的竞争优势明显。这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必须从战略上重视的国家，无论是合作还是博弈，都必须关注中国动向、中国声音。中国经济体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无论是关于经济运行，还是消费趋向，中国经济的数据发布及其解读都是世界极为关注的。这方面的数据发布权和解释权在中国手里。这方面的优势比国际传播的传统领域可能还要多一些。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竞争劣势也是明显的。数据发布者的优势地位来源之一是发布数据的连续性，相关历史数据时间越长，越有利于判断趋势，也价值越高。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系统有些数据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国相关数据比较分散，也缺少权威数据服务平台。
从战略谋划与对策设计的层面看，数据话语权的竞争与博弈，至少有两个方面急需加强。
一是理论建构。尽管我们在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发布、数据解读、数据传播领域有长期的实践和许多成功案例，但在数据话语权的理论研究、规律探索、方法总结方面，还比较薄弱，缺少系统性理论研究成果作更强有力的支撑。这个领域，不仅需要对西方数据话语权领域的理论与案例再认识，也需要对中国经验、中国案例的再总结。如何使用数据能够更有力地说服人、建立信任，如何适应新受众的新需求、新行为方式等等，都需要研究和探讨。
二是力量强化。除了科研、技术、人才等等需要大力增强之外，这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力量投入。
其一，认知投入。只有认知到位，才可能行动到位。能否把数据话语权的竞争放到足够战略层面认识，放到足以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地位来认识，决定了在数据话语权领域的战略性竞争能否获取相对有利地位，取得足够成效。
其二，制度投入。对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发布、数据传播等优化制度安排，既包括便利数据汇集、使用的制度安排，也包括有利于数据话语权竞争、防范风险的制度安排，包括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等等。
其三，资源投入。这主要是数据资源的投入。数据的汇集和公开，是数据话语权竞争的基础。提供数据等公共资源，既是一个服务性政府的服务内容，也是掌控数据话语权的行动。
其四，传播投入。对内传播和国际传播，要更有意识地在数据发布、数据传播、数据解读等方面投入力量、优化能力、提升效果。要以更具有影响力的方式处理、发布数据，适应现实需要，有利于形成长期影响。
其五，机制投入。建立、优化有利于数据话语权竞争的机制，激励、规制多种力量投入竞争，是一项急迫而长期的任务，需要以新的思维来设计和实施。
（作者为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1]世界卫生组织，《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疫情》，https://www.who.int/zh/emergencies/diseases/novel-coronavirus-2019，20200630
[2]在北京时间2020年8月29日20：00，世界卫生组织网站显示最新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数据为：“Globally, as of 10:41am CEST, 29 August 2020, there have been 24,537,560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including 832,879 deaths, reported to WHO.”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https://covid19.who.int/，20200829
[3]徐剑梅，《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地图背后：核心团队是两位中国年轻人》，《新华每日电讯》，20200508，第13版。
[4]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University），简称Hopkins或JHU，成立于1876年，著名私立大学，美国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也是北美学术联盟美国大学协会（AAU）的14所创始校之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连续33年将该校列为全美科研经费开支最高的大学。截止目前，学校的教员与职工共有37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位于2020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12，美国第9；2020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世界第11，美国第10。霍普金斯大学拥有全球顶级的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其生物工程、空间科学、社会与人文科学、经济类科学、音乐艺术等领域成就也名扬世界。
[5]知乎关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地图怎么做出来的？”Kingston的回答：“起初，JHU的来自中国的博士生Ensheng Dong在与其导师Lauren Gardner讨论新的项目，国内的疫情发展给了他们想法，导师建议制作个数据面板来统计和追踪疫情发展状况。下面是来自jhu官网的介绍：‘Professor Lauren Gardner, a civil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professor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uilt the dashboard with her graduate student, Ensheng Dong.’”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5220510，20200410
[6]徐剑梅《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地图背后：核心团队是两位中国年轻人》，新华每日电讯，20200508。
[7]独孤风在《全球疫情实时监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大屏实现方案》中说：“而这些数据来源于包括对于在线新闻服务发布的消息的实时监控，也有仪表盘的直接通信，根据疫情地图首页介绍，数据主要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疾控中心、欧洲疾控中心、Worldometers.info网站、BNO通讯社、美国各州各地区卫生部门以及中国卫健委、‘丁香园’网站等等。对于收集到的数据都是免费提供的，目前这些数据已经开源在Github中：https://github.com/CSSEGISandData/COVID-19。”独孤风：《全球疫情实时监控——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大屏实现方案》，博客园，https://www.cnblogs.com/tree1123/p/12651399.html，20200407
[8]知乎关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疫情地图怎么做出来的？”提问项下，Kingston的回答。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85220510.20200410
[9]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6月25日8时，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9394558例，累计死亡病例为481078例。美国是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计确诊病例2378648例，累计死亡病例120384。巴西确诊病例1188631例。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8月29日21时20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24775245例，累计死亡病例为837908例。其中，美国累计确诊病例5918649例，累计死亡病例181779例。巴西确诊病例3804803例，达119504例。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COVID-19 Map by JHU,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20200625，20200629
[10]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在“About Us”中的自我介绍原文为：“The Johns Hopkins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 (CRC) is a continuously updated source of COVID-19 data and expert guidance. We aggregate and analyze the best data available on COVID-19—including cases, as well as testing, contact tracing and vaccine efforts—to help the public, policymakers and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worldwide respond to the pandemic. ”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资源中心，“About Us”，https://coronavirus.jhu.edu/about, 20200829
[11]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21页，22页。
[12]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an)，美国著名外交家、苏联问题专家、外交政策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凯南被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学界称为‘遏制之父’, 他的一生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设计、执行、批评和研究一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对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有着极大的影响。他因为发出了著名的长电报而跻身于美国外
交的决策核心, 因为设计了遏制政策而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因为大胆批评和系统研究了美国对外政策而在学术界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周桂银，《乔治·凯南的外交思想》，《美国研究》，1993年第2期，第111页。
[13]著名人权学者董云虎在《“人权”入宪: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人权发展历程做了较详细介绍，指出：“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相结合，以‘生存权是中国人民的首要人权’等基本观点为线索，鲜明地树立起中国的人权观”。董云虎，《“人权”入宪: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人权》，2004年第2期，第32页。
[14]侯峻，《数据话语权》，《农产品市场周刊》，2009年第14期，第17页。
[15]根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二中刑减字第695号《伍超明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减刑刑事裁定书》，“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8日作出（2011）西刑初字第4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伍超明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交付执行。本院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2013）二中刑减字第212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去有期徒刑十个月。”此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对罪犯伍超明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减刑后应执行的刑期自2011年3月21日起至2015年5月20日止）。” 经济参考报2011年10月28日曾有记者吴黎华、刘振冬的报道《最高检通报经济数据泄密案：两名官员已被判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伍超明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减刑刑事裁定书》，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b5a12b55585a41adbda278cdc5725bbe，20150521
[16]作者多年前就提出数据库是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形态之一。在《数字媒体观与传媒运行方式变革》（新闻记者，2004-01）中，即把数据库作为与广播、电视、互联网、短信、报纸、刊物并列的媒体形态，和数字媒体的核心部分，提出：“基于数字技术的现代传媒业迫切要求产业发展模式由分立式向统筹式转变。人们首先会要求广播、电视、互联网、数据库、短信建立统一而又适应不同传播形式需要的分类标准，使得采集、处理的内容得到更深程度的共享与互用，从而得到更快发展。这不仅仅是为了形成数据库，而是把数据库本身就视为一种重要的、影响深远的运作、传播手段。”并“可以做到按照受众需求、在受众方便的时候提供电子信息，在更为方便的时候，提供互联网和数据库产品”。在接受采访时，作者提出“媒体数据库将成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形态” （《陆小华：媒体数据库将成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形态》搜狐网，20050630）。陆小华，《数字媒体观与传媒运行方式变革》，《新闻记者》，2004年第1期，第3页。林木，《陆小华：媒体数据库将成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形态》，搜狐网IT频道，https://it.sohu.com/20050630/n240137891.shtml，20050630
（作者为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辑 焦德芳 陈铮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