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那西迁的抗日反蒋弦歌激昂嘹亮……

——北洋西迁时期学生救亡运动剪影

编者按 北洋大学学生爱国运动史，是一部紧扣中国近代史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是一部在地下党领导下的学生爱国奉献的历史，可歌可泣，似一部壮丽恢弘的诗篇。

“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时期，北洋学生发动了一次次震惊全国的爱国游行和宣传教育国民的运动，1937年8月，国民党当局决定以北洋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合并为西安临时大学，后又合组西北联大、西北大学。在西北期间，北洋大学和其他学校学生一道，继续推动和开展爱国运动，留下了一段段生动感人的载入史册的故事。本篇继续给读者们讲述北洋西迁后，西北联大学生抗日救亡的故事。

在西安临大

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8-10月，北洋同学来到西安的约有应到数的70%。为进一步更好地推动和发展“临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临大”的党员和“民先”骨干酝酿研究，决定把三校的进步力量集聚起来，先在各校成立在校同学会，在此基础上，推选代表商讨成立临大学生的统一组织，最后商定成立西安临大学生抗敌后援会。北洋同学参加该会工作的有钱万生、刘天民、邹高清、黄蔚光和左恺5人。西安临大迁陕南后改称西北联大，“民先”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钱万生、刘天民、牛宝印、邹高清和黄蔚光在临大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冬西安临大师生参加西安各界人士抗日动员大会

1937年秋，平津各校的“民先”队员组成了平津“民先”区队，钱万生任区队长。平津同学会是以“民先”为骨干建立起来的，第一届负责人中钱万生任交际部副部长，第二届代表会上钱万生被选为总务部长，一直到1938年底，牛宝印同学任宣传部长，刘天民也参加了总务部领导工作。该会成立后，向地方当局交涉，解决各地流亡同学住宿和交通问题，配合当地学联和其他救亡团体开展救亡工作。为纪念“九一八”6周年，区队在西安市组成了8个街头宣传队，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和“流亡三部曲”等节目。平津同学还组成了一个剧团，多次在西安公演“芦沟桥”等话剧。

1937年10月19日，西安各界救亡团体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会后大游行，有大批的北洋同学参加。1938年春，西安各界救亡团体发起组织前方抗战将士慰劳团，公推钱万生为团长。慰劳团带了一个演剧队，曾赴华阴、潼关、大荔、平民、朝邑等地前线劳军。平津同学会学术部办了《平津学生》刊物，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组织部为西北青年训练班和抗大输送了大批的同学，为山西和绥远抗日部队也输送了不少同学。西安平津同学会和西安临大还先后组织了3个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部队做政治工作。1938年5月，牛宝印带领天津和各地同学20余人参加了徐州会战。邹高清被派往傅作义的35军工作，和另外2名党员组成支部，他们路经延安时，见到了毛主席，聆听了毛主席的指示。

1937年西安临大学生赴延安学习临行前

1938年夏，蒋介石的国防军节节败退，日军步步进逼，抗战局势更加严峻。平津学生不断离开西安，北洋大学部分骨干同学根据组织上的安排离开了西安，走上新的战斗岗位。

西北联大地下党

逆境中同国民党斗争

1938年初，西安临时大学更名为西北联合大学，并迁往汉中、城固、勉县等地。西北联大地下党支部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通过“民先队”和其他群众组织团结广大师生和其他群众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如积极参加社会各界抗日群众大会，举行抗日形势报告会、专题座谈会，宣传全民抗战的重要性，激发群众爱国热情，反对“亡国论”等妥协投降倾向。师生们组织歌咏队、漫画班、话剧团，在汉中、城固、沔县（今勉县）等地以多种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到群众中去唱革命歌曲和抗战歌曲，深受群众欢迎。他们在汉中大戏院演出过田汉编的《放下你的鞭子》《回春之曲》等大型话剧，歌咏队也经常到群众中去演唱抗日救亡歌曲《义勇进行曲》《松花江上》《大路歌》等。1944年，有300余师生报名从军奔赴抗战第一线，时年43岁的地质地理系教授郁士元主动要求到抗日前线，被称为“抗战以来教授从军第一人”。西北联大及其分立院校在汉中办学达8年之久，培养毕业生9200余名。 

西北联大学校大门口照壁设立的校牌

1939年8月至1946年6月，西北联大党的地下组织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反共逆流，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9年8月，西北联大改名西北大学，至1940年底，中共西大地下党组织直接由陕西省委领导，他们团结壮大进步力量，促进组织发展，党员达100多人。1941年秋至1942年夏，在全国反共逆流中，中共西大地下党组织改变活动方式，进行革命气节教育，有组织地向解放区和其他地区输送和转移革命力量。1942年7月后，西大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同省委长期失去了联系，党员处于分散作战状态。

1942年下半年，西大支部党员只剩10多人。党支部独立作战，与反动派进行艰苦的斗争。1943年，王升堂和周玉海2位同志积极参加“笃行学社”“星社”等进步社团，出版《笃行学报》等刊物宣传抗日。1944年3月，反动派搜捕全校地下党，多名学生被捕，“笃行学社”被搜查和警告。此时的党员同志与进步同学在国统区创建或支持党的据点工作，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民主和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

西北联大校刊创刊号

西北大学的进步社团

不断发展壮大

在城固时期，西大读书会等进步社团的发展，是与中共地下党和进步势力的发展分不开的，其发展过程大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9年夏天到1942年夏天，全校进步社团大发展。1939年后，西大党组织组织了各种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真理和党的抗日民主方针政策，取得显著成绩。以读书会形式为主的进步社团进一步发展起来,“译丛社”“自学社”“自修社”相继建立。1941年春，党组织发起的“毕业之友社”吸引了大量进步毕业学生。进步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得到了有效宣传，社团极盛时，团结进步同学300余人。

1940年进步社团“文艺学习社”成员

1940年毕业学生与教职员合影

第二阶段：1942年夏至1944年春，赖琏任校长期间，进步力量被大大削弱。皖南事变后，全校反动党团与国民党汉中军、警、宪、特相互配合，围剿西大进步势力。读书会相继解散。面对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贯彻“荫蔽精干”政策，改变读书会活动形式，学习方式多以个人自学传阅资料为主，转入秘密状态。

第三阶段：1944年夏至1946年春， 由于抗战胜利和1946年旧“政协”的召开，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全校学生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除“笃行学社”和“星社”外，还有“西北风学社”“春秋学社”及采用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的“北方学社”等。社团同学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和马列著作，大大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出刊物、墙报，宣传进步思想，抨击反动势力；举办有关时事、学术、文艺等内容的纪念会或讨论会。

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

迫害革命师生

1942年3月12日，国民党任命赖琏就任西北大学校长。赖琏与国民党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相互配合，于1942年夏天对全校进步师生进行了严重的政治迫害。

他们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发出政治警告信。赖琏一进校便迅速组织人员制造出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的黑名单，逮捕了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并送往“西北青年劳动营”拘禁，致使这些同志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赖琏给全校百余名进步学生发出警告信，信中附有自首书，不少人受到了训导处的变相审问，进步学生人身安全失去保障。他们还扣发了学生毕业证书，以防止进步势力向社会扩散。

1942年6月11日，在赖琏的配合下，国民党以汉中“川陕鄂区绥靖公署”的名义，要求对毕业生中所谓“思想不正、行动可疑者”扣发毕业证书。部分比较暴露的进步同学被迫提前离开学校，脱离险境，不久却被校方开除了学籍；未离校的进步分子被宣布勒令退学，扣发毕业证书，限期离校；有的毕业同学被要求参加反动党团后才准毕业离校；还有一些学生虽发了毕业证书，却被给予记大过处分。6月21日，祝绍周密函西大校长，要求扣发姚文焕等40名有共产党嫌疑的毕业生文凭，并在毕业典礼举行后召集“嫌疑分子”谈话，又一个个分别通知前往汉中个别“谈话”，毕业生必须填写“保证书”，保证不再有反动行为，否则扣发毕业文凭。未到汉中“谈话”的毕业生还遭到了特务的沿途追拿。他们向进步教授投寄警告信，进行政治迫害。

赖琏曾三令五申警告“思想左倾”的进步教授，经济系教授季陶达，文学院教授徐褐夫、杨慧修等3人都先后收到由祝绍周署名的警告信。著名教育家、文学院院长马师儒返乡期间，应抗日军政大学邀请发表公开演说，并谒见了毛主席。国民党当局大怒，随即令赖琏免去了马师儒的院长职务。1944年3月，他们以“共党嫌疑”的罪名，逮捕了共产党员王升堂等6名毕业学生，将进步青年送到战地青年训导团“受训”，以开除学籍、勒令退学、休学、记过等手段，打击进步学生。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教育部和西大领导换任，但国民党打击民主进步势力的方针没有改变。

城固西大学生运动

粉碎反苏游行

1945年抗战胜利，西大师生对和平民主和重建国家充满了希望。1944年夏天，少数地下党员陆续进入学校，与校外原地下组织保持“单线联系”。党员小组、“真理卫队”“北方学社”地下“民青”社陆续秘密建立，全校进步社团在其领导下如雨后春笋般建立。

城固时期西北大学藏书楼——尊经阁

1946年2-3月，国民党掀起了全国反苏反共大游行，西北大学在校长刘季洪指示下，国民党特务学生忙碌起来，在校内发起反苏游行签名运动，又以“西北大学全体教授名义”发布了3个反苏急电，歇斯底里地制造反苏、反共口实。这遭到了全校进步师生的强烈抵制。外语系教授徐褐夫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对行动提出异议，并得到其他6位教授的签名支持，可不久这几位教授便逐个被校方解聘。许多进步学生与教师一起，共同讨论形势和对策。进步社团“星社”出面召开了“西北大学学生社团联谊会”，会上大家一致主张成立学生自治会，由自治会讨论决定是否参加游行等问题。

1946年城固时期的西北大学校门

3月1日，校方召开师生联席会议，训导长要求全校学生参加反苏游行示威，遭到了学生代表的强烈反对。绝大多数学生坚持成立学生自治会，由自治会自己组织游行，但是被校方拒绝。次日，学生们选出代表，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筹备会”，并决定抵制校方组织的反苏大游行。反苏游行大会当天，由于西北大学的游行队伍始终集合不起来，最终只能呼喊几声口号便草草收场。3月4日，学生自治会筹备会领导举行了爱国游行，全校同学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呼反帝爱国口号，浩浩荡荡地开向城固县城。当晚，自治会筹备会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正式宣布学生自治会筹备会名单。

校方于3月6日发表书面“劝告”，否定学生成立自治会的民主权利。3月7日，“国立西北大学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正式召开，大会发出《告各界人士书》，宣称西大同学“不甘困羁于奴性的自聩、自昏，绝不作残渣病菌，为了民主，为了最低限度的做人权利，我们愿意奋斗到底”。大会还通过了会章，并决定从即日起全校罢课，自动废除了训导处的“壁报审查制度”。

为坚持建立西大

学生自治会而斗争

西大学生自治会的成立，为争取民主和维护学生正当的民主权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反动校方施展了各种破坏学生自治会的伎俩，于1946年3月11日召开校务会议，决定开除鼓动罢课的卢永福等4位同学，并要求解散现有机构，限于3月12日一律复课。

学生们纷纷抗议，自治会干事会号召全校同学无限期地实行罢课，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挽回被开除的4名同学的学籍。自治会组织了“赴渝请愿代表团”和"赴西安请愿代表团”，进一步吁请社会各界对西大学运的支持和声援。在被刘季洪、国民党教育部官员推辞后，赴渝代表团拜访了各民主党派和社会知名人士。赴西安的请愿代表也做了不少的宣传鼓动工作。西北“民青”创始人之一杜斌丞等著名人士接见了学生代表。代表团还带去了西大“民青”负责人给李敷仁同志的信，请他指导代表团的工作。在他的帮助下，西大学生自治会的宣言在3月16和3月20日的《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上正式发表，争取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

全校同学在自治会领导下，坚持罢课斗争的意志更加高昂。校方百般阻挠，劝说不成，便撕毁意见书、空鸣枪威胁，并叫嚣捉拿自治会成员。同学们愈挫愈勇，用漫画等形式揭露了训导长蓝文征等人镇压学运的真面目，迫使蓝文征逃到汉中。

和校长刘季洪斗争

取得“四·一五”运动胜利

重庆、西安各界的声援，一方面大大地鼓舞了全校革命同学的罢课斗争，另一方面却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

1946年3月下旬，刘季洪召集全体学生“致训”，企图感化同学们停止罢课，自治会和他进行了多次谈判。刘季洪承诺只要复课，就承认学生自治会、允许4代表复学，但时隔一天之后却自食其言。同学们非常气愤。

竞选中，校方千方百计地把他们的候选人塞进来，进步同学通过表决把他们挤了出去。两次改选的结果，自治会各级干部仍多为原人。这激怒了刘季洪为首的反动校方，刘季洪亲自出席改选后的自治会代表大会时，并不承认现有的自治会，命令如果不解散自治会和复课，就停发贷金、解散学校。刘季洪一方面准备和学生硬顶到底，另一方面企图从内部分化瓦解学生的罢课斗争，但都没有得逞。

刘季洪的种种行为使学生们非常气愤，4月15日，自治会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大家一致要求马上对刘季洪采取行动。因特务报告，刘季洪从公馆后门逃跑，学生们扑了个空。自治会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接管校政，把刘季洪赶出学校。有同学报告，说刘季洪正在校内开会，要抓学生。激愤中的群众顾不得一切，找到了刘季洪开会的地方。同学们围住他，要求其承认自治会，收回错误成命，并“恭请”校长离校。自治会文书以校方的名义草拟了3个布告，宣称自治会现已组织就绪，正式成立。同时公布了关于恢复4位同学学籍的布告和刘季洪自称下台的布告。刘季洪狼狈地离开了学校。这就是当时被国民党当局称之为震惊国内的“四·一五暴动”事件。

刘季洪离校后，校本部大门贴着用大红纸书写的醒目对联：“自由声中驱逐刘校长，民主潮下卷走蓝文征。”全校同学斗争热情空前高涨，如同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欢呼胜利。

校内外反动势力

武装镇压学运

刘季洪1946年4月15日离校后，策划联合镇压学运的勾当。为了让军方更快介入，刘季洪还指挥校内反动党团捏造出“学生要火烧校本部”等一系列诬陷谎言。4月16日晚，刘季洪纠集西大校内反动势力，筹备成立了“西北大学学生护校团”。19日，护校团配合国民党军警，占领了法商学院，并以此为据点，与校本部自治会对峙。

为尽快瓦解学生自治会，反动势力先是捏造自治会“暴徒”杀人放火的谣言；又动用备作复员迁校的经费，企图收买学生参加护校团；还停发贷金，妄图压迫贫寒同学屈服；又威胁学生登记，扬言不登记的要“个别加以逮捕”。同学们毫不动摇，饥饿和疲劳并没有使同学们屈服，反而磨炼了大家的斗志。

4月20日，刘季洪借口复员迁校，决定提前举行应届毕业生考试和全校期末考试，不登记者便不能参加考试，自然便不能毕业和升学。是否登记在同学中引起了思想波动，上级党组织认为在斗争取得一定胜利后，应该讲究策略，适可而止。在党的指示下，自治会一致决议宣布暂时解散，已暴露的干部迅速转移，动员同学参加考试登记以保留学习和就业机会。4月23日晚，自治会召集了最后一次全校同学大会，宣布了暂时解散的决定。

23日深夜，自治会的主要领导人和已暴露的地下党员、“民青”“真理卫队”成员，大多数秘密安全撤离了县城。次日晨，反动军警发现学生自治会的干部已离校，宣布全城戒严，计有共产党员刘存生等四五十名同学先后被捕。

全国人民声援

被捕学生获释

大逮捕后，军警于1946年4月25日将逮捕的学生押解到陕西省高等法院汉中分院，以“暴动行凶，触犯刑律"“防碍公务，侮辱师长”的罪名起诉审讯，还在各地登报通辑西大自治会领导人，要求迅速“捉拿归案”。

4月26日，刘季洪回校，排演了一场“凯旋”的闹剧，以开除学籍、勒令退学、记过等手段惩罚进步学生，对“护校”出力者加官进爵。进步同学一方面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学生的暴行，另一方面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学。在法庭的“审讯”中，他们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对学生实行法西斯统治的种种罪行。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地封锁武装镇压城固学运的消息，但消息一经传出，就得到了全国各界人民的有力支持。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邯郸《人民日报》、张家口《晋察冀日报》、上海《文汇报》和《时代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报道，声援学生。

1946年《新华日报》等报道城固学运情况

由于全国民主力量的大力声援和“一二·一”运动方告平息，加上当时国共两党的谈判还没有最后破裂，国民党反动派也不得不采取克制的态度。在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下，陕西省高等法院汉中分院6月1日宣布：西北大学学运在押学生“判刑一年，缓期三年执行"；准于分别“找保”释放。被捕学生的胜利出狱，再一次宣告了国民党镇压学生民主运动的破产。

（李丹编撰  本文资料源自《“一二·九”运动在天津》和《西北大学校史稿》两书及网络）

（本版刊登于2021年4月30日《天津大学报》第4版 责任编辑 李丹 学生编辑 刘佳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