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党的组织领导保住了中国第一所大学”

——访何国模学长

□ 本报记者  赵晖

何国模：1928年出生于北京市，祖籍浙江余姚；1947年考入北洋大学，毕业后留校任职；20世纪80年代初期调到天津市委,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天津市教育卫生委员会主任等职。从1946年7月1日入党那天起，他就坚定了作为一名党员的初心，一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年轻时的何国模

平津战役前夕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国民党政府要求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南迁，巍巍北洋这所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风雨飘摇。危难之时，党领导了护校阻击战，组成了应变委员会，保护校产、转移师生，在战火中保护了学校，将中国第一所大学完整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中。

何老4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在这场护校保卫战中，当时只有21岁的电机系的学生党员何国模是其中的骨干力量。忆起当年那场护校保卫战，这位今年93岁高龄的老学长，思路清晰、娓娓道来，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青春岁月。

坚定信仰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中学时代，何国模就立志学工科、学技术，用科技救国强国。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是名副其实的“学霸”。他爱好广泛，尤喜读书。1945年，刚上高一那年，他就在同班同学刘正洪的带领下走上了进步道路。

抗战胜利复校后的北洋大学校门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对国家前途充满希望，但是蒋介石反动政权在美帝国主义扶植下，撕毁政治协议，大肆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重新把国家推入了内战的深渊。何国模凭着正义感和民主思想的要求，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在学生运动中，在跟敌人的斗争中，我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产生了参加党的要求。只有融入到党的集体中，才能推翻三座大山。”何国模表达了强烈的入党意愿后，刘正洪介绍地下党领导人石甦同志和他见了面。

1946年复校后的北洋大学校舍平面图

“石甦是中共华北局城工部派到北平专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是职业革命家。石甦同志每周约我见一次面。因为当时是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见面的地方一定要非常安全。”会面地点是在北京图书馆和北海公园交界的地方。从北京图书馆的石栏杆跳过去，到北海公园西南角的湖岸，这里树影婆娑，被遮掩得严严实实。在这块人迹罕至的湖岸，石甦同志每周约何国模见一次面。上党课主要讲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讲社会发展史，从劳动创造世界讲起，讲社会的五种生产方式，讲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共产主义的内涵，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等。二是进行党的教育，讲阶级的产生和消失、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和白色恐怖下党的铁的纪律、共产党员气节的要求等。这些话犹如一颗火种，点亮了何国模的理想之光，让苦于寻找不到国家前途命运的青年，找到了奋斗的方向，从一个爱国的知识青年，转变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见面的地方，安全得不得了。”回忆起那段青春岁月，已逾鲐背之年的何国模仿佛又变成了那个翻石栏的少年。

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46年7月1日，地下党组织经过讨论，批准何国模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仪式，没有宣誓，却是我一生政治生命的开始，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生日。我下定决心，自己今后的一生一定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当时是做好牺牲准备的。”

卧底“求是学生会”

争取进步青年

1947年秋，何国模被北洋大学冶金系录取（后转入电机系）。他的组织关系也跟着转到了北洋，成为了北洋党组织的中坚力量。他组织发展进步青年，争取自由民主，迎接解放。

地下党领导学生运动一般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公开号召和组织的。“学生自治会跟现在学生会一样，是大家选举产生的理事，理事组成理事会，还有一个代表会，每班选个代表组成代表会。罢课签名、组织游行这些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学生自治会出面组织。学生自治会有个机关刊物叫《北洋生活》，我被党指派在《北洋生活》担任编辑，负责社论工作。社长是李铣，是大三的学生党员。” 何国模回忆《北洋生活》是个铅印小报，像现在参考消息大小，有4个版，定期出版，经常报道各地的学生运动情况，传播进步思想。这份工作，在中学就办过壁报的何国模干得得心应手，不过党组织给他下达了新的任务——到国民党控制的“求是学生会”做卧底。

2020年10月2日何老参加李曙森铜像揭幕

解放战争时期，在蒋管区的人民运动中，学生运动起着带头作用，给国民党反动政府以严重打击。“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被毛泽东高度评价为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对学生运动充满了畏惧和警惕，他们在学生中培植自己的势力，妄图分化学生队伍，打击正义的学生运动。北洋大学“求是学生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国民党外围组织。

当时的北洋大学虽然是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但校内学生运动蓬勃发展，进步力量占上风，国民党和三青团分子声名狼藉，不敢公开活动，就部署了蒙蔽争夺学生群众的新对策，成立了一个“求是学生会”，口号是“安心读书”“在安定中求进步”，散布“学生的天职是读书，不要搞政治运动”的思想，妄图釜底抽薪，瓦解进步学生运动。一时蒙蔽了200余名同学参加，占全校学生的近四分之一。何国模的新任务就是要到这个组织去“卧底”，了解其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汇报，使党制定相应对策，对其进行及时的瓦解。

那时何国模刚到北洋大学不久，大家对他的政治倾向不了解，求是学生会的发起人刘承诰是北师大附中比何国模高一年级的学生，因为是校友，他主动找到何国模，拉他参加“求是学生会”。将计就计，党组织决定让何国模退出《北洋生活》的工作，不让他再参加进步活动，而是打入“求是学生会”做卧底。何国模主动帮助刘承诰开展筹备工作，在“求是学生会”的成立大会上，刘承诰当选为主席，何国模被选为副主席。以后党又派赵光夏、姜学锦两位同志也打进去协助他工作。他们将“求是学生会”全体会员名单、该会领导层的政治结构、每个时期的活动企图和动态、它受到学校当局哪些支持及它通过市内三青团的关系无偿借用电影片来校内演出等情况，都及时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求是学生会’成立后正赶上那一年学生自治会改选，“求是学生会”上来就想夺取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如果他把领导权夺去，那北洋大学的进步学生运动将受到很大的障碍和挫折。‘求是学生会’推出刘承诰等十几个人竞选学生自治会理事，国民党全力运作，为他们做了几米高的照片牌，还组织游行，敲锣打鼓地造势拉选票。” 

因为何国模及时通报了情况，党组织及时联络各进步社团，共同推选出一个由进步力量组成的竞选名单，以避免选票分散。党组织发动地下党员、民青同志、进步社团在全校展开强大宣传攻势，进步力量方面的竞选标语贴满全校教学楼和食堂，甚至各个教室每张课桌上都贴上了竞选人名单。

何老5月在校园接受天大电视台采访

“那一年的学生自治会争夺战是非常激烈的，最后选举结果是进步力量大获全胜。”何国模回忆说，后来党组织发动进步社团剥开了“求是学生会”“中立”的伪装，使得不少被蒙蔽的同学退了出来。到1948年暑假，“求是学生会”已经活动不起来了，实际上已名存实亡。

瓦解南迁

留住北洋

1948年下半年，辽沈战役结束，平津战役即将打响，国民党政府下令让北洋大学南迁。这时校内全部反动势力的中心工作就是动员南迁。

怕学生反对，一开始国民党对南迁计划秘而不宣，打算悄悄进行铺垫，然后一击即中。他们广泛散布“南方已为同学们做好了一切准备”的谣言。“求是学生会”等团体突然发起要召开全校大会商讨南迁事宜的活动。按那时的规定，凡有超过半数同学签名就可以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在广大同学不明真相和进步同学缺乏准备的情况下，反动势力勉强凑够半数。地下党组织了解这种情况后立即作出决策——拖延，先把这事拖下来，不使大会作出决议，然后再扭转局势。全校同学大会召开，先是几个反动学生跳上台去鼓吹南迁，然后是进步同学上台与之展开激烈辩论。有的讲过去北洋大学西迁所有仪器设备都丢了，中途流失了很多老师和同学，学校不可轻动，必须万无一失才能决定南迁。有的讲，南迁校址已经准备好了？谁也没有看到，咱们应该派代表去南方考察，考察回来，如果真准备好了咱们再决定。还有的学生反问，北洋师生教职员工2000人，这么多人怎么走？有什么措施保证我们的仪器设备都能够万无一失，沿途平安？解决方案都定下来才能南迁。就这样，这次由国民党发起的南迁决议大会，被进步学生瓦解了。

何老4月向天大档案馆赠送回忆录

会后，市地下党学委指示，要进一步争取群众，揭露阴谋，尽一切力量制止南迁。于是全校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南迁斗争。学生自治会派出同学亲自到南方展开调研工作，了解到南方根本毫无准备的真相。地下党员、民青成员和进步同学齐动员，分工做好周边同学的工作。几天内全校墙上贴满了壁报、大字报和呼吁书，大造反南迁舆论。在充分有把握的情况下，一场由地下党领导进步学生组织的学生大会召开了。时隔半个多世纪，何国模依然能清晰地回忆出那场决定北洋大学命运的学生大会的场景：多名进步同学慷慨陈词，有根有据地驳斥主张南迁的谬论。《八千里路云和月》导演史东山的儿子史大千说：“我就是东北学生，辽沈战役前，国民党说让我们东北学生进关内来读书，说在关内都给准备好了，我们东北学生到了之后，根本没人管。我们几十个人住在地下室，连铺的东西都没有，现在又骗你们上南方去，你们还不跟我们一样吗？”随后，学生自治会的同学上台公布了实地调研结果：我们派人到南方正式调查，南方根本就什么都没有……

“最后全体学生通过决议反对南迁，留在天津等待解放。这件事意味着北洋大学在政治上表了态，与国民党划清了界限。”何国模说，这次学生大会意义重大。

保护珍贵仪器档案

护校迎解放

1948年12月初，平津战役打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天津。当时党的指示是：“团结群众，护厂护校，迎接解放。”

那时北洋大学国民党当局的负责人都逃走了，学校处于无人负责状态，在地下党支部的领导下，北洋大学以学生自治会为基础，吸收讲师助教联合会和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参加，组成了应变委员会，担负起对学校实行领导的职责。这时地下党支部通知何国模可以参加进步活动了。何国模加入应变委员会，并成为其中的骨干力量，投入到护校斗争一线。

当时北洋大学地处战斗的前线，国民党军队几次试图进入学校，将北洋西沽校区作为国民党军队的前线阵地。为了安全起见，应变委员会将全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及家属迁到河北女师的体育馆和教室临时安置。在河北女师居住期间，在应变委员会领导下，全体同学上午是学习讨论时间，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入城约法八章等；下午，由各个社团开展文娱活动。为保护学校财产，地下党支部把保护校产的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高光国，高光国邀请何国模帮助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南大楼有个地下室，很宽敞。我们通知各系把贵重设备都送到地下室，同时把图书馆的贵重图书、学校的重要档案也都搬到地下室；把大门用砖砌上，整个墙面重抹一层白灰，再刷上白浆，站在外面看就是一个白墙。”师生及家属迁往女师学院前，何国模和高光国筹划组建了护校队。护校队由七八位进步同学和十几位工人组成。在护校队成立大会上，组织者宣布高光国任队长，何国模作动员讲话。北洋师生及家属迁居市内后，国民党军队进驻学校。护校队员不惧战火，始终坚守在国民党军队的前沿阵地，看护校产，直至天津解放。就这样，北洋大学的主要仪器设备、珍贵图书资料、学校重要档案都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天津围城后，天津和全国各省市的联系被隔断，北洋大学内来自各省市学生的经济来源就中断了。城内戒严，店铺关门，任何东西也买不到了。围城期间如何解决全体师生及家属的吃饭是个大问题。地下党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何国模。那段时间，何国模四处找钱、找粮，终于了解到，国民党教育部为动员北洋大学南迁曾汇来一笔南迁费，已经到了学校，如果能拿到这笔钱，就能解决吃饭问题。“我就找学校出纳组主任王培傑，说我是应变委员会的，让他把钱拿出来，解决全校师生生活问题。他推脱说，我只是出纳组主任，光我的签字盖章不行，非有学校负责人的签名盖章才能拿得出来。我就打听哪个校领导还在天津。后来我找到了副训导长张务滋的家，他说他勉强可以代表校领导签字，但光他签字不行，还得出纳组主任签名。于是我在河北女师借了一个教室，又动员了30个学生，把俩人同时请到学校。学生们把他们围在当中，强烈要求买粮食、要吃饭！两人无法推诿，都在支票上盖了章。”

支票有了，钱有了，但粮食去哪买呢？几万斤粮食可不是小数目，粮店里买不到。后来有人告诉何国模，机械系的副教授张凤岗有办法。何国模赶紧找到张教授家，听了何国模的话，张教授二话没说，一口答应。当天夜里3点多钟，张教授带着何国模从学校出发往市里走，道路漆黑一片，也不知过了多久，他们走进了一条长街，进了其中一家粮食批发商行，这里和普通零售店不同，店内看不到粮食，房子中间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二三十个小布口袋，每个布口袋里装着一种粮食的样品。何国模当机立断订了20万斤最好的小站稻，连脚钱一并付了，只有一个要求，第二天一定要送到。天亮了，他又买了5000斤咸菜、5000斤鲜菜。第二天一早，一大溜儿的马车拉着装满粮食的麻袋，浩浩荡荡地进了河北女师，把粮食运进了膳团大师傅早就准备好的库房。那个场面特别壮观，围城的一个多月里，倚靠这批大米、咸菜，全体学生、老师及家属都到食堂来吃饭，一律不收饭费。学校有几十名工人，他们都住在学校附近，每周来河北女师一次，按家庭人口发给他们粮食。天津围城一个多月，这批粮食只吃掉一半，保证了党组织部署的应变任务的完成。直到解放二、三十年后，有些老工人见到何国模还说，那个时候要是没有应变委员会给我们发粮食，全家早就饿死了。“两三天后就围城了，全城戒严，要是晚个两三天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粮。”何国模提起当时的情景不禁庆幸。

就这样，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得以在战火中保存，被完整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上。

（本版摄影：陈晓金  于福旺  丁宇）

（本版刊登于2021年5月30日《天津大学报》第4版 责任编辑 李丹 学生编辑 张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