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日报（2018年8月30日 09版）

（记者何玉新）冯骥才，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作家、画家和文化学者。出版各种作品集近百种倡导与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并致力推动传统村落的保护，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

印 象

人生不源于兴趣

而是命运的驱使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8月11日公布，冯骥才的《俗世奇人》（足本）获短篇小说奖。很多人问起冯骥才有什么感受，他说：“有一种重新找到读者的感觉。”采访当日，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客厅里，冯骥才先生仍然强调了这种感受：“对于我来说，找到读者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写作是跟读者说话，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文字。读者的反应就是给你的反馈。”在长达一小时四十分钟的述说中，冯骥才先生由始至终都呈现出一位扎根天津，放眼世界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担当。

冯骥才年轻时经历十分丰富，他曾跟溥佐先生学画，在天津篮球队打过一年多篮球，当过工厂工人和业务员。他的写作始于二十世纪70年代。“我相信真正的文学都不源于兴趣，而是来自命运的驱使。”那时候他写了十万字甚至更多，没有一篇发表过，然而却成为他此后步入文学最重要的一步。

生于天津，自然而然开始写天津。处女作是与李定兴合作的《义和拳》，茅盾先生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冯骥才还是“文革”后第一位拿到稿酬的作家。随后是独自创作的《神灯》。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他以《铺花的歧路》《雾中人》等作品成为“伤痕文学”的代表作家，他曾回忆：“那期间每出版一本带着油墨芳香的新作，都带给自己一种新的振奋与激励。每一篇作品出来，都会收到数百上千封读者来信，有的信打开时沙沙作响，是读者写信时泪水滴在上面所致。”其后冯骥才的小说创作裂变成两个方向，一是沿着“伤痕文学”走向更深的社会与历史的反思，二是以《怪世奇谈》系列小说为主的实验小说，包括《神鞭》《三寸金莲》等。

二十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已告终结，冯骥才一度回归绘画，在画坛以“新文人画”的姿态出现，到各地办画展，却无意中得知大江南北的历史文化遗存正在受到极大冲击。在上海美术馆办画展期间，他随几位好友造访周庄，听说当年柳亚子进行南社活动的小房子──迷楼很快要拆了，当即决定卖掉展出的作品《落日故人情》，用来拯救迷楼。这是他第一次为文化抢救卖画。

1994年到1995年，天津老城拆除，无奈之下冯骥才组织摄影家、历史学者实地拍摄、考察，出版《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画册，为老天津人留下了最后的念想。继而又对旧租界和老城之外本土区域进行了全面的文化调查。

新世纪初，冯骥才发动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也开始对濒临消失的古村落进行抢救与保护。工作重心转移，小说创作基本停止，非小说类的文学写作却坚持下来。他解释说：“一方面是从田野抢救中得来的心灵感受，无法转化为小说，便以散文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是海外的文化游记，也让我非常痴迷。在新世纪，我的笔更多用于为保护濒危而珍贵的文化遗产呼吁，也采写了大量文化档案。”

2001年，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在天津大学成立，顺理成章地成为文化遗产抢救的学术支撑与人才基地。研究院大楼建成于2005年，由周恺设计，这位现代建筑大师有些顾虑，他的设计是否能契合冯骥才的传统人文格调，冯骥才让他放心，“越现代越好，将来我会在屋子里放好多古代的艺术品。”大楼盖好以后，桌椅板凳都没有，有人送来两个马槽，冯骥才把盖子拆掉，铺几个垫子摆在那儿。正好余秋雨来天津看他，两个人坐在马槽上，拍了一张合影。冯骥才把小白楼“大树画馆”里的艺术品全搬了进来，屋里屋外、楼上楼下每个角落都变得满满当当，又把自己的藏书也搬过来，建了一个图书馆，因为在他看来，常常与艺术品和书籍亲近的人，气质也会受影响，这对学生的教育非常重要。

尽管已年逾七旬，但冯骥才给人的感觉仍是“年富力强”。他始终保持勤奋的思维状态，不停地思考一些问题。“我们这个研究院有四个教研室──文学研究室、中国木版年画研究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传承人口述史研究所。我们吸收了理工科大学的教育方法，建立工作基地，老师带着学生做文化调查，做研究，做数据库，我安排好时间，跟不同的研究生谈一些问题，所以只要在天津，我每天都来学院。”

最近两三年，冯骥才终于回归文学，开始写小说和非虚构文学。“随着年纪增大，下田野的时间少了，在书斋里的时间多了，才重新把小说拾起来。《俗世奇人》正是我返回文学后的第一本小说集。”他始终认为，“文学来自命运的驱使”，现在，他又回到了文学中。

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观问题，知识分子应该首先自觉

记者：能塌下心在大学跟着您搞研究的学生，应该都很幸福。

冯骥才：真正特别理想的、满意的学生，不会太多。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尤其是在理工科大学，学计算机、管理、经济的是强势，学历史、考古这些人文学科的是弱势，除非特别热爱，热爱到纯粹的地步。我记得有一次跟两位医生聊天，他们都是专家级的，他们特别佩服天津过去有位医学家朱宪彝先生，说朱先生故去时，把他成都道的洋房捐出来，把他所有的存款，所有的医疗档案，全捐了出来。他们说，这种人现在没有。我就想问，你们都是朱宪彝先生的弟子，也是大医生，为什么不是你们呢？后来我想，因为朱宪彝的时代不是市场的时代，市场的时代一切都跟功利裹在一起了，你就不会像圣徒一样对待你的专业，你这个人就不纯粹了。你也不可能到高峰。但为什么西方会有霍金那样的人，我们为什么没有？恐怕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还是价值观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什么？

冯骥才：有一次管教育的政府机构的人问我，冯先生，大学怎么搞素质教育？我说，到了大学还需要搞素质教育吗？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工具式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为某一个学科的工具，而不是以人为本，不是为了成就一个人。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那么没有大成就，就不幸福吗？什么是幸福，恐怕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吧？我们教育一个人，不仅仅是为了把他教育成工具，为社会所用，我们还是要让一个人感受到生活中、生命中的幸福。

比如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词，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否人人都能够做到？怎么办呢？教育首先应该承担责任。比如诚信、敬业，这些如果小时候都没解决，大学怎么解决？大学要解决的是修养、视野。我老跟我的学生说，知识多少不是绝对的问题，我就老觉得自己很多方面的知识不够，比如古典文学，比如国学，我年轻时赶上“文革”，不可能学这些，后来又来不及学。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视野，你的视野有多宽，将来你在社会就会吸收多少东西。这个视野，一个是知识视野，一个是思想视野。

记者：在您刚才说的朱宪彝的那个时代，很多人也在追求财富，但朱宪彝却能够不去追求这些东西。为什么现在人做不到？

冯骥才：记得2010年左右，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从经济社会到文明社会》，我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因为我们搞阶级斗争吃了很大的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一个词叫经济社会，这是很重要的，没有三中全会，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极大解放，也不可能带来持续三四十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繁荣。但到了今天，恐怕有一个问题摆在国人面前，我在两会上好几次也讲到，我们总不能说在这几十年里牺牲了空气、土壤，牺牲了我们城市的很多历史性格，牺牲了很多文化遗产，换来那么多的钱，将来又被莫名其妙挥霍出去。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未来的社会应该是要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有一次在两会时，欧阳夏丹问我，你的中国梦是什么，我说我的中国梦是文明，如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到了一定高度，恐怕就是理想的社会，还有什么比享受文明更好呢？人人都讲秩序，有自律，有崇高的追求，有很好的品质，人和人之间有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是多好的社会。

记者：其实这正是人文知识分子要思考，要做的事情。

冯骥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我说这个观点特别好，我在文章里也写过，知识分子应该是首先自觉的，因为知识分子身处文化领域，对文化最敏感，会首先发现这个时代该做什么，把它提出来，经过决策者反复思辨，认为你的观点是对的，拿到国家的大政方略里去，那就成为了国家层面的文化自觉，各级管理者要执行，更重要的是唤醒民众的自觉，如果全民都有了文化自觉，恐怕是我们最理想的社会。如果人文知识分子没有自觉、自省、自律的话，在这个社会，他也一定要跟功利搅在一块儿，这是毫无疑问的。

留住天津的历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

记者：所以这样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同样也需要知识分子的自觉。

冯骥才：但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好像遇到了问题。有一年巴黎的人文基金会请我去讲中国的文化遗产抢救，讲完课后我跟法国的学者聊天，问他们的知识分子是什么状况？法国人说，二战以后在法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不那么大了，因为全球化的原因，市场的力量太大了，经济太强势了，与科学、军事、政治都捆绑在一起，人文精神就显得弱了。他们说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法国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怎么发挥作用。

之后我又到剑桥去讲课，见到方德万教授，很有名的学者，我说我看你们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认为英国现在知识分子的作用不那么明显了。方德万问了我一句话，中国还有人问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吗？你们的大学到剑桥来，都会问和我们有什么合作项目，头一次听人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英国的知识分子也一样，也在思考在这个社会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记者：您内心的这种思考，其实也和您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联。

冯骥才：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刚刚交给出版社，叫《漩涡里》。在这之前我写了一本书叫《激流中》。我最近两年连着写了四本书，是我半个世纪以来的心灵史。前面一本是写二十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叫《无路可逃》。第二本从1977年到1979年，叫《凌汛》，松花江每年春天解冻，有时半夜发出巨大的声响，春天的江水把冰胀裂，黑色的江水冲下来，巨大的冰块被冲到岸上，在古代，凌汛发生时带来巨大的力量，经常一块冰就能把一个村庄削平了，我就想到当时那个解冻的时代，写到天津的很多作家，孙犁、方纪、柳溪，和我在全国遇到的作家，我在北京写长篇的时候，遇到冰心、茅盾、秦牧。跟着我写了一本书叫《激流中》，我卷到新时期十年的激流中，那个时代就是纯粹的，每一篇小说发表出来后，每天都会收到一信箱的信。后来我换了个大木头箱子，挂在我住的长沙路房子外面的墙上，每天早起打开箱子那些信“哗”就下来了。我最近又在写二十世纪90年代。

记者：这个时候您的身份有些转变，做了大量天津老城的保护工作。

冯骥才：1992年、1993年前后，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到处都是“拆”字，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渴望旧貌换新颜，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然后情不自禁地从天津老城保护开始，到估衣街的保护。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拿稿费请他们吃饭，那时候还是用胶卷拍摄，他们不好意思找我报销。请了一批建筑学家、历史学者，来讨论，在各个地方演讲，甚至街头演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全部都是自费，卖画，那时候画还不值钱。那个时期也很纯粹。

记者：也是从那时候起，您开始面对全国的民间文化保护。

冯骥才：那时候我发现，全国的民间文化已经风雨飘摇，所有的文化遗产，马上面临灭亡。我就兴起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在全国把这个事折腾起来了。从二十世纪80年代初我就是政协委员，不断在政协呼吁，发现各种问题。做了十几年文化遗产抢救，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古村落，200多万个村落，真要整理起来是个巨大的工程，国务院接受了我们的提议，开始做文化遗产抢救，直到现在还在做，我还是文化部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样一路下来，写《漩涡里》这本书，就是二十多年来，从命运的历程到心灵的历程，到思考的历程。

记者：这些年来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识的确越来越强了。

冯骥才：还好，国家层面现在有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概念。2015年文代会闭幕那一天，我做了二十多年文联副主席，在主席台上，习近平总书记走过来的时候跟我说：“你现在还做非遗？”我说还做。他说：“这个事你可得把它做好了。”接着又对旁边的李克强总理说：“很重要。”当时我就觉得，国家领导层面非常清楚，国家要保护文化遗产，包括雄安新区的规划，也特别把文化遗产保护放进去。这是国家的大政方略，老百姓也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概念，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我最近跑了一趟黔东南，一个多礼拜跑了七个寨子，我觉得问题非常大。前些日子到北京，我跟相关领导说，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这样可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提出核心价值观，是非常正确的，怎么落地是关键。

如果不做文化遗产抢救，本可以写出更多作品

记者：在二十世纪90年代您几乎放弃了小说写作，全身心投入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上，有没有遗憾？

冯骥才：说句实话，如果我不做文化遗产抢救，我可以写出更多的东西，特别是长篇，我心里有好几部长篇，有的长篇我家里都有专门的材料，构思基本上想明白了，小说想明白了是不能都想完整的，得有一部分留给想象，只有这样写作过程中才有激情，有灵感，才能诱发你不断去创造。想明白的长篇有好几部，我到现在都觉得，这些对我还有魅力，但我已经没有体力写了，因为没有两年的时间，一部30万字的长篇拿不下来。尤其是现在文化遗产抢救没有结束，哪个村子有什么事，不断有人来找我，还得想办法去解决，不可能完全像职业作家一样，拿出时间去拼一个长篇。所以我羡慕贾平凹、迟子建他们，能躲起来，与世隔绝，两年后把一个长篇拿出来了。去年，全国文联和作协为我在天津大学做了一个“为未来记录历史”的研讨会，来了很多国内外的学者，在发言中我说过一句话，我说王蒙说他生命里有太多历史的政治和政治的历史，我说我和他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有一点不同，我反过来也干预了生活，干预了社会。我太主动地去干预，比如说我要解决这些文化遗产抢救的问题，大量的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我要跟太多的文化遗产当地的政府机构相关人员打交道。

记者：抢救古村落这么多年，一开始肯定是最困难的，后来有没有一个节点，工作做起来比较顺利了？

冯骥才：2011年9月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文史馆60周年纪念，温总理主持，国务院安排我发言，我讲国家必须要紧急抢救古村落。我说汶川地震时，北川是大禹的故乡，北川城淹没在堰塞湖底下了，当时温总理很着急，我说中国何止一个北川，何止一个大禹的故乡，我们无数的故乡都有悠久的历史，但是，2000年中国有360万个古村落，到2010年还剩下270万个，这十年我们失去了90万个村落，相当于一天消失80到100个村落。我们一个农耕大国，我们的古村落就这么丢了。中国所有村落没有村落史，所以我们丢了什么村子，我们不知道，怎么对后代负责？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在毁掉我们的历史文化方面，我们也创了纪录。温总理听完这句话激动了，他说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的古村落，不能让我们的后代连我们的家园也不知道。他和我有个对话，当时就有一篇稿子，《温家宝同冯骥才对话古村落保护》。等我从人民大会堂出来，上了汽车，打开iPad，已经有很多网站转载了。不到十天，温总理就让住建部的领导到我这来，听我的意见，古村落怎么保护。我说我就提一条，建立古村落保护名录。现在全国有4153个村子列入了名录。

后来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在中南海，我也去了，提的还是国家在古村落保护方面必须有所作为。国家马上就支持了，很起作用。

记者：现在古村落还在减少吗？

冯骥才：仍然消失得很快。我有一次到河南，《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开封，我们把清明节作为节日保护。然后我们到山西晋中去看一个村落，怎么走呢，我说穿太行山吧，看看太行山里面的山村到底是什么状况，过去个别的看过，往里走没看过。山路难走，道路两边就是万丈深渊，走了两天，一走进去我吓了一跳，80%的村落全空了，都出去打工了，村子还有，带不走的农具都扔在那儿，大树洞里面土地爷的塑像还在里面，但是村子几乎全都空了。

记者：村里的老人还在吗？

冯骥才：个别的有。

记者：对这种村民主动选择让它消失的村落如何保护？

冯骥才：我们这儿的一个学者在做一个项目，在山西阳泉，山西与河北之间有一个村子，叫大汖村，还剩下11个人，每年递减，我们做这11个人的口述史，每年春节、中秋，还有当地信奉的一个信仰举行祭祖仪式时，散布在全国各地的人都回村，我们的学者也过去，做口述，把这个村子变化的过程拍摄下来。明年我们预备专门搞一个展览，讲中国村落在当代的问题。我们的村落五千年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到当代突然变化了，我们应该留住什么？

记者：您是不是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跑遍了？

冯骥才：大部分吧，我的高原反应特别厉害，我去过两三次云南，每次都有高原反应。所以西藏去不了，我个儿太大，可能需要氧气太多吧。我第一次去云南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1979年，刚写小说，有了影响，中央慰问团到云南，让我去了，到了之后忽然觉得喘不上气，憋得特别难受，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说活动活动就没事了。部队听说我会打篮球，打完一场球，舒服一点儿了，我就到部队的卫生所，医生一看说你怎么还打篮球？赶紧给我开药。后来我觉得没事，一个人跑到金平县，最前面的战场。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有高原反应。西藏没去特别遗憾，我就想去西藏西部，我是画画的嘛，那里的壁画特别好。

天津故事我知道太多

天津人性格我太了解

记者：您出生在天津，这一辈子也没离开天津。

冯骥才：有时候出差到外地，写长篇的时候在北京住过一段时间，家一直在天津，别的地方也有想让我去的，但我没想过离开天津。我觉得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母亲今年102岁，我不能离开。她身体非很好，前两天还给我发微信说，最近别来，太热了，我放你一个小长假吧。或者半夜给我发一段人生感怀，写首诗，拿iPad画点儿东西给我发过来，精神特别好。

记者：最年长的微信用户……

冯骥才：而且她兴趣广泛，看世界杯，夜里看不了，白天看重播，这两天就看亚运会了，她是女排的“粉丝”。我爱人也没离开过天津，孩子也在天津，一家子都没离开过天津。我身上流淌着两种血液，一是宁波的血液，我父亲的血液，宁波人精细、认真，我做事情就特别认真、清晰，是宁波人的特点。另一种就是天津的血液，我觉得我就是属于天津的。

记者：您最喜欢天津什么？

冯骥才：我从出生到现在，七十多年里，我的喜怒哀乐都在这儿，我结婚在这儿，生孩子在这儿，“文革”受苦的时候在这儿，我在塑料厂当工人，做推销员，骑着自行车天天在天津城里跑，天津城的一切我都熟悉，我到工厂去跑业务，坐那儿跟人家喝茶、抽烟、聊天，所以我能写《俗世奇人》，就是因为天津人的故事我知道的太多了，所以我能写《神鞭》，我对天津人的性格太了解了。我喜欢天津人的性格，天津人的豪爽，天津人的厚道，天津人的强量，天津人的戏谑，天津人的好面子，逞能，包括天津人的缺点，我都喜欢。喜欢一个人，如果连他的缺点都喜欢，才是真的喜欢。就像夫妻，长期生活在一起，对方什么缺点都不以为然了。我因为太热爱这个城市了，太熟悉这个城市了，一个作家写东西，一定要写他最熟悉的生活。天津的生活到了我的书里，跟我的生命融为一个整体，天津好的东西我一定以它为荣。

记者：“冯骥才的天津”成了一个符号性的标志。

冯骥才：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书就叫《冯骥才的天津》，当时出了几本，《沈从文的凤凰》《老舍的北京》《茅盾的乌镇》《王安忆的上海》，我写了一篇序，叫《灵魂的草》，我说天津是我灵魂的草，是我的窝，这个城市的风我都有感觉，秋天的风刮过来，我觉得跟别的城市都是不一样的。我的灵魂跟这个城市是相通的。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第一个我写的是杨柳青年画。评审非遗的时候我是主任，有人说狗不理包子精神性的东西不足，我说怎么不足？狗不理包子有民间传说，我把狗不理的故事讲出来，在《俗世奇人》里专门写到了狗不理，这本书里面我写了大量的天津文化，狗不理、相声、曲艺、各种手艺、武术。再有做皇会的档案，我们给天津的十道皇会，每道都做了一本档案调查，档案发布的时候请全国许多专家来天津开会。这个城市有好的东西，所以当你的城市要拆的时候，当然我就急。

记者：当下您最想做的和天津有关的事是什么？

冯骥才：在天津文化工作会议上，我提了一条，把天津文化最有优势的项目做出来，比如天津的曲艺，过去有马三立、骆玉笙，现在也很强，天津应该重点抓曲艺，应该做一个曲艺博物馆。骆玉笙的孙女骆巍巍来看我，我问她老太太的鼓还有吗？她说好多人想买，他们没卖。我说千万别卖，曲艺博物馆，如果没有这个鼓，怎么说明老太太？马三立的大褂也不能卖。这些东西都是曲艺博物馆里面重要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个法国学者来天津，找我做一个课题，就是我怎么做文化遗产保护。他说他知道我保护五大道做了好多事，当初自费出《五大道画集》，后来民园体育场要拆，香港商人要在那儿盖一片高楼，我对市里的领导说，民园绝对不能拆，我把道理讲清楚，领导同意我的意见，盖了“水滴”体育场，我把这个事写到《漩涡里》。法国学者跟我说，五大道和解放北路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主城区是文化遗产的，像伦敦、萨尔斯堡、维也纳、布拉格，中国还没有一个城市的主城区是世界文化遗产。我在脑子里划了划，五大道，从小白楼过去，把解放北路圈起来，不能大修大建，就是整理好，可以找一批专家一块儿研究。如果天津有世界文化遗产，旅游价值和知名度都会提升。

记者：五大道曾是租界，评选世界文化遗产没问题吗？

冯骥才：比如说意大利热那亚的新街和罗利宫殿体系，是世界文化遗产，有很多外国的殖民建筑；日本神户北野异人馆街，也是很多殖民者到日本盖了很多洋式小楼。租界是天津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正是这个城市的特征，恰恰也是别的城市没有的，所以没有问题。过两天那个法国学者带着法国巴黎大学的校长一起来，我想跟他再谈这个事，有没有可能提供一些帮助。（编辑 焦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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