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4日，觅瑞在杭州举办了“筛无忧”新品发布会，这款胃癌早筛产品正式面世，觅瑞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将miRNA（微小核酸）技术用于临床诊断的公司，成为了行业先驱。

两位从大学实验室里走出来的年轻科学家——周砺寒和邹瑞阳实现了这一成果。在这家创业公司里，邹瑞阳担任CTO，他承认自己科学家的身份，在实验室里的研究也驾轻就熟，但他并不引以为傲。

他最骄傲的事情是自己盖了一座工厂，以及围绕着这座工厂的采血点、冷链物流、高通量检测、医疗废物回收……这是他改变世界的方式。

先驱的成长

邹瑞阳本科就读于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他获得了化学和生物学的双学士学位，接着考取了SMA——新加坡与麻省理工学院学术联盟研究生。

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朱兴奋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担任教职的朱兴奋教授同时也是SMA化学医药工程系主任，于是，邹瑞阳进入朱兴奋教授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和他未来的事业伙伴周砺寒成为了同门。

邹瑞阳本来的科研项目是细菌基因改造——朱教授的实验室里总是同时开展着十到二十个科研项目，在这个项目中，邹瑞阳也取得了几项专利。但当他看到周砺寒对照着miRNA序列，在黑板上一个个画碱基对时，他说：“我给你算一下吧。”

周砺寒的目标是研发miRNA的检测试剂，当时是一个miRNA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时代，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刚刚在2010年立项成立了miRNA临床标志物研发中心，由朱兴奋教授担任主任，并提供了69万新币的研发经费。

这间研发中心将专注于研究癌症病人的组织样本，通过对比癌症细胞和正常细胞miRNA含量的差别，优化癌症亚型的分型以及帮助药企发现新的药物靶点。

研发中心从设计检测试剂开始，写下了这个故事的开端。miRNA是由不同细胞分泌的一个特别短小的片段，它的好处就是比较稳定，可以在人类的循环系统中存在；但有个坏处就是太短小，很难检测，可以用到大的DNA上的试剂根本没有办法直接用到小的miRNA上。

第二年，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又投入了200万新币，这支团队终于完成了自主试剂以及设计算法，他们可以检测到一个分子水平的miRNA，并建成了miRNA高通量检测实验室。

要知道，我们已知人体当中有2688种miRNA，单独设计一种检测试剂都很难，而他们要设计2688种。同时，检测试剂要保证对每个miRNA有特异性，且不会跟其他miRNA产生反应，这是多难的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瑞阳的大脑，这件事是做不成的。”周砺寒说，“所以，当你看到瑞阳在非常专注的想一件事情的时候，请不要去打扰他。”

周砺寒和邹瑞阳的公司——MiRXES是在2014年成立的，他们正式成为事业的合伙人，朱兴奋教授担任首席科学顾问。

他们并没有离开实验室，MiRXES所拥有的技术是对miRNA高灵敏度、大通量的检测，他们开始向研究机构、医院、药厂提供miRNA检测试剂盒以及miRNA检测的外包科研服务。

“标志物”的诞生

朱兴奋时常教导他的学生：“做医学科研的最终目标不是一篇论文或者一个专利，而是挽救生命，哪怕只是一个。”

在MiRXES成立之初，还看不出来这两个年轻人能够为人类健康做些什么，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没日没夜的在实验室里完成承接的科研项目。

但他们承接所有检测项目的最终目的是确定miRNA的临床意义，确认它们和癌症以及其他疾病的关系，这也正是“标志物”这个说法的由来。

这两位80后博士想，如果在血液中能准确检测出癌症相关的miRNA，癌症就可能在更早期就能被发现，病人的生存率也将大大提升。

然而，在生物科技领域，因为药厂庞大的资金投入，留给初创公司的空间是极其狭小的。药厂做完了几乎所有能明确测试结果的检测，而初创公司要在模糊地带摸索，凭借的是技术、毅力，当然，还有运气。

“我们测的这些东西别人都没测过，有些miRNA的检测，在整个世界上我们是第一个。”邹瑞阳说，“你永远不知道里面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开始和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院长杨启源教授合作，先要来了120份胃癌癌症病人和对照组的血液样本，他们灵敏地检测到了miRNA这些样本的变化，开始在这个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基础数据。

邹瑞阳依然展现了他出色的算法能力，这种能力不在于处理的数据量，在于他理解所有算法背后的本质——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邹瑞阳发现要调整一个算法，原因可能只是由于样本在冰箱里冻储过一次。

他们的算法能力来源于自己收集的数据、所掌控的临床样本、以及有自己研究的检测方法，这是一个将算法和机理结合在一起的过程，并不是单纯的AI所能模拟的。因此，邹瑞阳说，如果纯靠算法，在医学领域是很难搞定的。

接下来，他们开展了广泛的临床合作，成百倍地增加样本检测量，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医院、新加坡癌症中心、哈佛大学附属医院、波士顿中心医院、东京大学附属医院都成为了他们的合作伙伴。

最终，MiRXES在人体这2000多种miRNA中，他们找出了与胃癌高度相关的12种miRNA，当人体中出现胃癌细胞时，这12种miRNA在血液中的浓度会出现异常。

“不要相信标志物是会被轻易发现的。”周砺寒说，“我们为此努力了5年。”

2015年8月，他们所研发的胃癌早筛方法获得了专利，这项技术让miRNA检测走向了癌症早筛的临床应用，也让两个年轻人离开实验室，开始面对更复杂的商业社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TooHeng-phon（左二）、周砺寒（左一）和邹瑞阳（右一）

盖工厂的人

无论在觅瑞公司内部或者在合作伙伴眼里，邹瑞阳都是一位“真正的科学家”，他们所注意到的是邹瑞阳在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技术突破，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理性、专注和聪明的头脑。

但在邹瑞阳自己看来，自从转向临床研究以来，他所承担的已经是工程师的工作了——将他们所掌握的医学原理、临床样本和数据，转化成一个可以临床使用的诊断试剂盒。这和他最初所面对的细菌基因改造工程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工程师是一个更难的工作。”邹瑞阳说，“我们要改变上帝给你留下来的世界，除了需要科学，很多时候需要运气，因为这个过程要经历不停的试错，迷茫、焦虑，以及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一个好的结果。”

2016年，邹瑞阳带着MiRXES的技术以杭州市A类人才的身份回到中国。杭州市对A类人才有明确的界定标准——国内外顶尖人才，具体则划分为七个小项，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等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邹瑞阳符合第七项标准：相当于上述层次的顶尖人才。

但他已经放弃了获取这些学术上的荣耀，成为了一名“前科学家”。

“我们可能拿不到大的科学奖项，但我们最终的成果会改变这个世界。”邹瑞阳说。在他看来，这是工程师最后能获得的成就，这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就。

他们在杭州注册了一家叫做觅瑞的公司，第一步选择是在杭州下沙新加坡科技园建立一个新的实验室，和在新加坡的一样，做成一个高通量的MiRNA检测实验室，进而与国内肿瘤医院合作，进行microRNA检测技术在中国人群中的落地验证。

邹瑞阳作为先头部队回到中国，开始了这项工程的建设。杭州市政府给了他们500万补助，但要分年度和进度才能领取，当邹瑞阳开始在下沙建立实验室的时候，他们的整体预算是300万，这笔预算全部来自于MiRXES提供科技服务所赚取的收入。

但整个工程复杂，或者说中国的科技园还没有做好迎接高新生物企业的准备，为了达到实验室要求，邹瑞阳经历了诸如楼层加厚、电力扩容、租金上涨等一系列磨难，最终全部的建设成本高达500万。

邹瑞阳这个甲方没有议价能力，他说：“我都不知道我们能不能付得起尾款。”

真是对科学的磨难。

商品化

杭州实验室建成之后，觅瑞的临床研究同时在在新加坡和杭州展开。

在新加坡，MiRXES与新加坡两家公立医院合作，在超过5000例的高危人群中，完成了胃癌早筛试剂盒的前瞻性临床验证，证明microRNA标志物对早期胃癌的检测灵敏度达到蛋白标志物的3-4倍。

在杭州，觅瑞也开始和浙江省肿瘤医院合作，这家医院刚好想做肺癌miRNA的课题，而觅瑞也想研发肺癌早筛试剂盒——肺癌和胃癌都是最常见和最危险的癌症类型。但这次合作并没有一个顺利的开始，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不同在合作中展露无遗。

“他们想做一个课题，而我们想做产品。”邹瑞阳说，“我们完完全全按照产品流程在走。”在这个时候，觅瑞已经有了将胃癌早筛试剂盒和肺癌早筛试剂盒产品化的想法，邹瑞阳在杭州培养了自己的团队，建立了研发和生产的框架。

2017年，觅瑞和浙江省癌症中心开始了胃癌和食管癌筛查的合作项目，在浙江省内5个城市展开，已经完成超过1万例样本的收集——这1万例样本里，大概有200例是胃癌和食管癌的患者。

到了2018年年中，觅瑞获得了4000万美元A轮融资，领投方为新加坡风投公司Venturecraft，高榕资本跟投。有了这笔投资之后，他们开始将胃癌早筛试剂盒商业化。为了让技术普惠大众，在产品化的过程中，放弃了更快捷的外包生产，而选择了自建工厂和质量体系。

“发一篇文章，申请一个专利，跟成功的商业化中间是以光年为计的。”邹瑞阳说。

现在，觅瑞对胃癌早筛的检测准确率是87%，在市面上所有不同的早筛体检中，这已经是一个极高的准确率了。而邹瑞阳认为还有提高的空间，这需要提高检测水平、不断增加样本、以及严格控制生产的稳定。

合格的CTO

看起来，觅瑞已经有了足够的资金支撑商业化，但和所有的商业行为一样，最终的成功还是要靠人来实现。

邹瑞阳喜欢细胞体内的微观世界，在他看来，这里由特别简单的规律构成，每个生物分子都遵循着自己的意义存在，真是个美丽的世界。

当他一个人研究这个微观世界的时候，他并没有感受到这些规律；但当他成为一名CTO，带领一支团队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这种简单规律所带来的美好。

“支撑一个实验室或者一家高科技企业走下去的永远不是钱或者名声，而是探索你想探索的，想解决一个问题，这种动力才会支撑你走下去。”邹瑞阳说，“只有抱着要拿诺贝尔奖或者留名青史的信念，这个事业才能有所突破。”

这正是初创的生物科技企业所面对的残酷环境，无论去拼寻找科研的捷径，或者拼人才和资金，创业公司都不占优势。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每个人在日常工作中主动思考，不单单是为了完成工作，而是灵机一动地多展示自己的才能。

如果只是一个聪明人来拿一份工资，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并不是创新。或者说，这些类别的创新已经被药厂全部做完了——这些药厂有足够多的聪明人，一个新药的研发经费可以高达十几亿。

当然，有时候邹瑞阳也会想，如果哪天突然发现一个miRNA，一个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真的是好运气。但这个运气一般不会来，即便来了，也不会让觅瑞这种初创企业遇到，大公司可以投钱专门找这个miRNA，而且他们有承受这种失败的能力，觅瑞暂时还没有。

但不管怎么样，“筛无忧”已经上市了，当天的新品发布会后是沙盘演练，全公司分组销售“筛无忧”产品，他们在微信朋友圈里向别人介绍，让人们下单购买。这是觅瑞CTO邹瑞阳和他的研发团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商业，每组的实时成交数据在大屏幕上跳动着，他很兴奋，不停的鼓励每个人。

“一个新鲜的经验会同时给大脑带来新奇和恐惧。如果感觉到新奇，大脑的记忆细胞就会打开；如果有人疲劳或者反感，他的大脑就会关机。”邹瑞阳说，“所以我要让大家保持良好的状态。”

这是一场历时3个小时的PK，这位生物学者觉得，不管比赛结果如何，大家的记忆细胞都会打开，他们会记住今天觅瑞奋进的状态。

这一位具备科学素养的CTO，他在不知不觉中界定了一位合格CTO应该具备的素质——他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一个工程师以及一个心理学家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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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刘晓艳 赵瑾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