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讨论发展和安全、维护产业安全问题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扩大化。从长远角度解决创新动力特别是基础研究动力不足是根本。不再把投入作为KPI评价指标。

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2023年5月5日召开。会议强调做好新一届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问题，研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指出，要完善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政策，把维护产业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强化战略性领域顶层设计，增强产业政策协同性。

不难看出，与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的提法相比，这次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更加重视产业安全重要性，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可能与外部风险与不确定性增大，对中国的不利因素在增强的大环境有关。

最近，美国财长耶伦在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发表演讲，她强调对华经济政策要捍卫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进行健康的经济竞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其实就是以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提出的“应该竞争就竞争、需要合作就合作、必须对抗就对抗”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最近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更是从广泛的国际经济政策和整合美国国内经济政策服务国家战略角度，展示了美国政府旨在把美国经济建设的更强大、更富有活力、更具创造性，以应对所谓的“中国冲击”。

这些讲话所展示的美国政府对华的政策与方针，以及美国国会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等，都把一些产业和技术提升到战略性产业和技术的高度，以降低美国经济风险和国家安全的脆弱性。美国这种把经济和技术议题政治化、经济活动和交往中过度强度国家安全的政策和做法，将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深度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更别提小的发展中国家了。美国的这种做法也会鼓励其他经济体采取相应政策，反过来也会伤害到美国。

无疑，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经济安全。不同发展阶段采取相应的产业政策有助于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经济安全。这些问题必然涉及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产业链的短板关系着中国产业链的安全和稳定，影响着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产业链的短板涉及 “卡脖子”问题，而这又事关内循环畅通的问题：“卡脖子”关键技术是新发展格局中最大的供给方障碍、堵点，关键技术上受制于人制约国内循环畅通。国家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投入资源集中全力，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但是，在讨论发展和安全、维护产业安全问题的同时，也要注意不要扩大化。是不是中国没有掌握的技术都需要靠自己研发，都需要自己掌握？是不是中国某项技术或某种材料或资源进口比例高，就可能存在安全问题？

一是说到安全，不是说什么都要有。只要中国某项技术或某种材料或资源进口比例高，就存在安全问题。这就是把安全问题扩大化了，背负了不必要的负担，还有可能被国际玩家利用，导致只要是中国大量出口的，就是白菜价；而只要是中国大量进口的，就是天价。其实，其他国家面临着跟中国一样，甚至更甚的担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而且，只要中国能做的，依靠规模优势和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就能把欧盟内部小国家的产品挤出市场，影响了已在高收入下享受生活与工作完美结合的选民，增加了他们对中国的不友好感。在民主政体下，选票为王，自认为受到伤害的选民，再被反华的政客利用，就会形成一种对中国非常不友好的外交关系和外部环境。因此，度的把握至关重要。

二是“卡脖子”技术并非唯一标准，不能够泛泛地讲“卡脖子”技术。关键是看这个技术或产品重要性和影响，也就是这些技术是否事关产业安全底线和战略主动，是否能承受部分其他国家毫无下限的打压，是否面临某些国家完全断供的风险，从而严重影响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如果是这类“卡脖子”技术，国家应当实施更加精准、力度更大的支持。

三是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国的依存关系也是降低关键核心技术断供可能性和影响的有效方式。比如，虽然中国高铁发展很快，但中国高铁还不具备全产业链优势，一些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然而，高铁作为高端轨道交通装备产品的全球需求不高。日本、法国、德国并不需要中国的高铁技术，但需要中国的市场。只要中国拉紧高铁国际产业链对中国市场的依存关系，就能大大降低对外依存度高的关键技术和关键部件断供的可能性和影响。

四是要认识到中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并不是在所有的科技领域都可以所向披靡、取得期望的效果。中国集中力量和资源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的确在经济领域和一些科技领域取得巨大成就。无论是建国初期的“两弹一星”，还是近年来航空航天、卫星通信等领域的国之重器，都是通过国家强力引导下的举国体制实现突破的。举国体制也有助于有巨大公共外部性的节能环保技术取得突破，但在技术迭代快、合作高度市场化、对成本非常敏感、用户满意程度要求高、选择机会多的技术和产品上，举国体制可能具有一定局限性，预期效果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实事求是对这个局限性的认识和尊重，对选择哪些核心技术依靠举国体制优势、采取联合攻关、以期短期内取得突破至关重要。新型举国体制有助于解决‬一部分超赶‬型创新，但解决原始创新、基础研究作用有限。

从长远角度解决创新动力特别是基础研究动力不足是根本。不能再把投入作为KPI评价指标，建议国家大量增加自由探索的青年项目和面上项目，维持少量重点项目，是有效利用科研资金的途径。百花齐放、遍地开花的创新项目，最有可能出现原创成果。同时，这些项目也是锻炼、培养、提高学者科研素养和学术水平的有效途径。政府尽量避免越俎代庖，不在市场主体能更好发挥作用的地方“烧钱”。更多相信企业家和资本辨别可能成为市场上有潜力技术的能力不比组织部识别干部的能力差。

张中祥 作者为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创院院长；国家能源、环境和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

本文链接：http://yuanchuang.caijing.com.cn/2023/0510/493605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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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晓艳 张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