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 天
今年4月27日,盛宣怀逝世一百周年。
盛宣怀生于1844年,卒于1916年。他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臣,先后担任清政府商务大臣、邮传部尚书、太常寺少卿等官职,享有专折奏事权,官衔一品。洋务实业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企业部门全在他的掌控之下,被称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1论及盛宣怀的业绩,唐文治曾给予过深刻的评价:“当世论公(盛宣怀)政绩者,曰轮船、铁路、邮电,而公实以学校作根砥”2。
1895年在其担任天津海关道时,按照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蓝本,规划和创办了北洋大学堂,1896年在上海任职期间又创办了南洋公学。盛宣怀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可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和奠基人”3,后人尊称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父”4。
盛宣怀在创建北洋大学堂的《请奏设立本校章程禀》中,多次重复了同一内容,“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5;头等学堂“现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二等学堂“现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后由各省会推而至于各郡县,由各通商口岸推而至于各镇市,官绅商富皆可仿照集资开办,轻而易举。”6由此可见,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的目的就是为新式教育做出榜样,进而推动新式教育在中国的普及,实现“兴学强国”的目的。在当时“中学为体”的清末,盛宣怀思想之开放、目光之长远、实践之魄力、抱负之远大无人能及。
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堂为后人做出了怎样的“规式”呢?
首先是按照世界一流的教育模式创建中国的新式教育。盛宣怀所办的最主要的两所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其总教习丁家立、福开森均聘自美国,对两所学堂的起步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学堂开创时,丁家立所设计的学科和修业年限,是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为蓝本的”7。对于办学模式和学监的人选,反映了盛宣怀办学时以欧美特别是美国学校为仿照对象,直接起步于世界一流大学的高起点,这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兴起的学习日本的风潮不同。
盛宣怀借鉴哈佛、耶鲁的模式对北洋大学堂进行了全面规划和安排:首先在教学机构上的设置方面,学堂分头等和二等,相当于美国大学的本科和预科。头等设四个班,二等也设四个班,“每班三十名,递年工夫长进,升至头班头等。”头等学堂的学生主要学习理工方面的知识,公共课主要有“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诸学”。除公共课外,头等学堂分成“律例、矿务、制造、工程”四个学门,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学制也采用欧美通行做法,定为四年:第一年为通习科目,课程有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化学、万国公法、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等;从第二年开始,分为专业分科学习,即工程学、电学、矿物学、机器学和律例学。学校所需的图书、标本、仪器、实验器材,都尽量从美国购置。仅西方杂志一项,自创办初期,就经常保持有一百余种,且均为世界理工权威学术期刊,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盛宣怀在规划章程中明确指出:“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8
在学堂创建之时就制定了留美计划,“至第四年头等头班三十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9。在筹建计划的经费预算中就已经为出国留学准备了资金,“积存生息,以备四年后挑选学生出洋川资经费”10。1901年,盛宣怀通过南洋公学资送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毕业生赴美,入美国耶鲁大学、康奈尔大学等学校深造,这是我国第一批大学本科出国留学生。同时委任丁家立兼任北洋大学堂“留美学堂监督”,多次带领北洋毕业生赴美留学。1901年至1907年我国官费留美学生总计约有100余人,其中北洋大学堂就占有半数以上。
在北洋大学堂办学时,有人提出将60名学生分别改学法、德、日三国文字时,遭到盛宣怀的断然拒绝,他称此举是“为小失大,弊莫甚焉!”111899年,采矿专家身为美国总统的胡佛来到中国,曾在北洋大学堂演讲数次。
谈到为什么要向美国学习,他在1903年致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函中,曾说到对学习日本和学习欧美孰优孰劣的认识:“论者谓取材日本或较泰西为易,不知求东文普通亦须二三年,且通商不止一国,何如竞讲西文西学更为直接。”12这番议论表达了盛宣怀认为学习欧美更为直接的判断和倾向。今天,当我们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回顾盛宣怀创建北洋大学的认识与实践,不能不佩服他思想的睿智和目光的深远。
盛宣怀虽然以美国大学为蓝本建立中国的大学,但是他在制度安排上却坚持了中国特色。有别于教会建立的大学,办学权、管辖权在外国,北洋大学、南洋公学的办学权、管辖权在中国政府。盛宣怀在申请成立北洋大学堂时创造了“先有典章,后建大学”的中国大学的申报程序。
在建立大学的程序上,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起草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上呈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由王文韶再拟成奏折《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西学学堂禀明立案由》呈光绪皇帝,由光绪皇帝批准建立北洋大学堂。北洋大学堂成立是经过清政府批准建立的,其办学章程是经过政府严格审核的。这一程序成为“继起者”申请建立大学的“规式”。其后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山东大学堂、山西大学堂等都是如此。
由此可见,中国大学初创之时就以制度立校。与外国大学自然产生不同,中国大学先有规章制度,后有大学的出现,是一种制度设计下的大学建立,因而确立了与生俱来的自身特点:一是确定了国家批准大学的隶属关系和大学属于国家领导的行政关系;二是大学制度的性质不是大学内部管理性质的制度,而是体现了国家对于大学的要求。由此形成了中国大学与国家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表现为大学的生存与国家需要在利益上的紧密联系,大学制度与国家体制上的依存关系。
北洋大学是按照西方大学蓝本建立的大学,但是他的精神起点却是民族的、时代的。
盛宣怀在创建北洋大学堂章程中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13不仅论述了中国的大学与国家的关系,而且为中国的大学确立了办学目标,树立了“兴学强国”的大学精神。
“兴学强国”精神客观的反映了民族和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也成为中国大学初创时期的共同精神认同。
1898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在《拟设京师大学堂的奏折》中提到“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故而求之人才,以求人才之故而本之学校”,14也表明兴学乃强国之基础的观点。
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奏办山东大学堂(山东大学前身),在其奏折中提出:“臣伏维国势之强弱,视乎人才,人才之盛衰,源于学校。诚以人才者,立国之本,而学校者,又人才所从出之途也。以今日世变之殷,时艰之亟,将欲得人以佐治,必须兴学以培才”15。浙江巡抚任道鎔在申请开办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前身)的奏折中写到:“伏维国势之强弱在乎人才,人才之兴替视乎学术。古昔盛时,州序党庠,莫不以学为重。近日中西各国,亦务广建学舍,以励群才。盖非预储于平时,必难收效于异日。方今急务,莫先于此。”16虽各个大学堂的表述词语不同,但是所要表示的办学理念与北洋大学堂“兴学强国”精神是一致的。兴学强国精神是中国现代大学初创时期的共同精神诉求,是中国现代大学精神的元始起点,并且作为一面精神旗帜引领了中国大学的百年前行。
“兴学强国”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并在民族传统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衔接和融合之中形成了与时俱进的品质。从“兴学强国”开始,抗战中的“教育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建国”,改革开放后的“科教兴国”,体现了大学精神吸纳每一历史阶段、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并形成自己新的内涵和在新时代的进步和追求。
在北洋大学建立120年后,2016年天津大学举办的校庆论坛上,中国高教学会瞿振元会长说:“‘兴学强国’是中国高等教育与生俱来的历史责任和追求,是继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提出‘人才培养’、德国洪堡大学提出‘科学研究’之后,大学功能在中国的拓展与完善。随后,‘服务社会’这一功能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可以说,‘兴学强国’拓展了高等教育功能,提升了高等教育境界,彰显了中国大学的精神特质,改变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
恩格斯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17
盛宣怀长期从事洋务实业,在发展经济的实践中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因此才有“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深刻认识。在创建北洋大学堂章程中他列举了日本的例子:“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18。他认为“西人学以致用为本”,中国人办西学就应该学习根本,以教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为目的。他以“实事求是”为座右铭,注重实际、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崇尚科学求真务实之风,时至今日对我们的办学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盛宣怀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做出了大量的开创性贡献,不愧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和奠基人。
同时,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1996年,上海图书馆新馆落成。决定成立“盛宣怀档案中心”,1997年,盛宣怀档案整理小组成立。这个小组的首要任务是按图书馆的文献加工的要求对“盛档”进行编目整理。小组成员每人每天编25件,耗时9年,178633件、1亿余字的档案史料“盛档”才全部整理完成。2008年《盛宣怀档案选编》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2015年5月《盛宣怀档案选编》煌煌100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版发行。
据对于盛宣怀档案做过长期研究的华东师范大学夏东元教授总结,盛宣怀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功绩显著,至少有十一个第一可以彪炳史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多前所未有。盛宣怀不仅开辟了一块块新天地,而且长袖善舞,建树颇丰。“(盛宣怀)其清末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不下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而所从事建设各端,对于国家关系之大,尤远非李、张辈所能及。”19
1916年4月27日,盛宣怀在上海溘然长逝。他的葬礼极其壮观,轰动上海,送葬队伍从斜桥弄(吴江路)一直排到外滩,为此当局进行了交通管制。这反映了民众对于在民族危难,国家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盛宣怀,为国为民做出卓越贡献的肯定。
注:
1,3.翁史烈等.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1,2.
2.叶取源. 盛宣怀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上海交大报,2004.5,31.
4.王杰.学府史论.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212.
5,6.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136.
7. 朱有璩.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l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503.
8,9,10,13,18. 张凤来.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4,4,7,3,4.
11. 愚斋存稿(卷29).中国书店,1987. 34.
12. 盛宣怀:《致张百熙函》.上海图书馆,盛档:044187.
14,15,16.王杰.《学府典章》.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142,175,190.
17.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425.
19. 左舜生文史杂记.学林出版社.1997.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