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迎接130周年校庆，学校特在新闻网、校庆网等开设校史专栏，旨在展现天大130年来在办学探索、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光荣历程与历史贡献，将校史变迁和天大当下发展形成对照，传承兴学强国的校史文化血脉，振奋广大师生校友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斗志。本文聚焦中国第一个大学章程的诞生及其在北洋大学堂创办中的实践，追溯天大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制度创新与精神源头，彰显其在“兴学强国”理念引领下，探索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道路的开创性意义。
目前，中国的大学正在进行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质量变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指出的道理：“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今天中国提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提高办学质量，教育部提出“质量文化中国”的口号。实际上，我国已经对焦“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了一百多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学习、借鉴、融合、追赶，逐步缩短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差距，才有了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底气。因此，了解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起源和文化形成，对于今天的大学改革具有“不忘本来、面向未来”的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创立于天津。1895年9月19日，中国第一个大学章程起草完成于天津，是月30日由直隶总督王文韶奏折呈报清军机处，光绪皇帝于10月2日朱批御准，由此，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第一所现代大学——北洋大学堂诞生。
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开启了中国自己建立现代大学的先例，也开启了中国现代大学文化的先河。它在办学模式、教育教学和制度规范上仿照当时世界一流大学的蓝本进行严格的精英教育，培育出高质量的掌握现代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人才，这些人才少而精，成材率高，几乎成为中国不同领域现代科学和文化的领军人物和学科奠基者。同时，在精神追求、文化底蕴、办学目的方面却有着强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表现出“立德树人”的教育特色。北洋大学堂的创建可以看作是中国的大学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开端性尝试。
北洋大学堂的建立，反映出中国教育主动融入世界的过程，在许多方面开中国高等教育之先河，“为后起者规式”，同时反映出植根于中国环境和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高等教育的自身特点。如北洋大学堂章程中所反映的：先立章程，后建大学的程式；兴学强国的办学目标和爱国奉献的大学精神；严谨治学、立德树人、培养智识人才的精英教育模式；实事求是，参照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办学目标和追赶态势：学科设置与人才培养服务于国家和社会需求的方针；等等。北洋大学堂明显吸收了世界领先的大学教育经验，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先立章程，后建大学。盛宜怀草拟的创建北洋大学堂的章程中规定了开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和经费来源等内容，中国的大学建设是一个“照章办事”的过程。
中国近代大学起源于制度文化，无论是建立于1895年的北洋大学堂、建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还是建立于1902年以后的山西大学堂、山东大学堂等，都是先立典章制度而后建立大学。北洋大学堂先草拟了《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京师大学堂先草拟了《钦定学堂章程》，而后经过清政府的批准，两所大学才照章办学，其他大学堂亦然。中国近代大学建立在制度文化的基础上，与西方大学建立在契约文化基础上不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乃至于中西文化的融合与碰撞，都在大学的制度和国家的教育制度中清晰地反映出来。
北洋大学堂是一所仿照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的模式建立的大学，创建章程中是这样规定的：
第一，北洋大学堂初创是综合性大学。初创之时，头等学堂分设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4学科。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自然科学学科。创办人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筹备时期就与丁家立商研策划，并请丁家立出任总教习。
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美籍著名教育家。1857年生于美国波士顿。他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College）毕业后，进入欧柏林学院（OberlinCollege）研究院，获得神学硕士学位。1882年丁家立来华，在山西传教。1886年脱离了他所属的美国公理会，改以学者的身份来天津从事文化活动，并在天津美国领事馆工作任副领事，这也是北洋大学堂以美国大学为样本的直接原因。北洋大学堂所设学科律例、工程、矿冶和机械是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大学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前沿学科。同时，中国当时政治、经济也急需此方面的人才。在其后的办学过程中北洋大学堂不断地根据国家需要增设学科。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1898年附设铁路班；1903年附设法文班、俄文班，培养专门翻译人才；1907年开办师范科以培养师资。“北洋大学在初创时期，实已包括文、法、工、师范教育诸科，是初具综合性的新式大学。”
第二，北洋大学堂初创是本科层次的大学。首先，北洋大学堂建立之初就定位为本科层次的大学，盛宣怀在建立北洋大学堂的请奏章程中写道：“头等学堂，本年拟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三十名列作末班。……至第四年底，头等头班三十名，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或酌量委派洋务职事。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其次，从学制上看，与美国大学相同，头等、二等学堂学制皆为4年，历时8年方能培养出高级人才。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届学生毕业，王宠惠获钦字第一号毕业文凭，这也是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再次，在课程设置上，头等学堂所设课程等同于美国大学本科课程。北洋大学堂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著名大学的研究院。如北洋大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王宠惠、王宠佑和吴桂龄等8人就分别进入美国耶鲁、哥伦比亚和康奈尔大学攻读研究生。此外，从师资配备上，头等学堂的教习多为西方大学的著名学者，如美籍学者福拉尔、法籍学者吉德尔、德籍学者罗沙等。还有，从投入经费上看，“头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三万九千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一万三千余两，……是以常年经费甚巨，势难广设。现拟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
第三，北洋大学堂的二等学堂是大学预科。“头等学堂即现在之正科，以伍廷芳为总办；二等学堂即现在之预科，以蔡绍基为总办。”北洋大学堂创办之初设立二等学堂是为解决头等学堂生源问题。在王文韶奏折中写道：“二等学堂，本年即由天津、上海、香港等处先招已通小学堂第三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头班；已通第二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二班；已通第一年功夫者三十名，列作三班；来年再招三十名，列作四班。合成一百二十名为额。第二年起，每年即可拔出头班三十名升入头等学堂。”1900年庚子之变学堂停课，1903年复校后停办二等学堂，正式改办预科，召集旧生和北洋水师学堂学生补习普通学科为预备科，1905年毕业升入正科第三班。并将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定为北洋大学堂的预备学堂，该校毕业生不经考试可直接升入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各级学校系统的新学制。其将教育分为3段7个层次，第3阶段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又分为高等学堂和大学预科两个层次。1903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也将教育分为3段7级，第3段为高等教育，高等教育又分为高等学堂和大学预备科、分科大学及通儒院3级。1912年民国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就曾规定大学预科的学生入学资格为：须在中学校毕业，或经试验有同等学力者。由此可见预科是大学的一个办学层次。1931年考入北洋大学预科、193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本科的矿冶系学生刘树人的在学过程，就是很好的说明。刘树人1931年夏报考了天津北洋工学院预科，8月20日北平各大报纸刊登了北洋大学1931年度录取新生榜，他随即收到学校录取通知书，名字榜列第9名。考入预科后，课程除每周有一次国文课为中国老师讲授古文外，其余的数学、物理、化学、英文等均使用英文课本上课，教师亦用英语讲授。下午时间都安排物理试验、化学分析、木金工厂实习、制图等。1933 年暑假他升入本科一年级。因为他是二年级工科预科生，按学制规定需要取得高三毕业证书才能升入本科，故暑假留校集中受训。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大学预科的课程内容及其与中学的区别。北洋大学是学习美国大学模式创办的，美国在19世纪为解决大学本科生源就开办有预科。“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显著的，无论是预科制，还是大学模式，都曾被引入中国。”
在吸收西方大学办学经验时，北洋大学堂并没有受到“中体西用”的限制，而是根据国家与民族的需要凸显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北洋大学堂章程中提出的“兴学强国”精神，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是中国大学独有的精神特质，也是其后陆续建立的大学的精神追求。
盛宣怀在上报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提出“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这一“兴学强国”的主张。他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稠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材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絜长较短，断乎不能”，“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盛宣怀建立北洋大学堂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兴学强国”，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
“兴学强国”树立了中国大学的办学精神。
其后，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建立南洋公学，为了在学科设置上与北洋大学堂互补，形成较为完善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形制，他在《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中指出：“窃惟时事之艰大无穷，君子以致远为重。环球各国学校如林，大率形上形下，道与艺兼。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政治、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皆可兼学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学堂系士绅所设，然外部为其教习，国家于是取才。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他在《请设学堂片》中对于南北两个学堂的关系作了阐述：“臣上年在津海关道任内，筹款设立学堂，招选生徒，延订华洋教习，分教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化矿诸学，禀经直隶督臣王文韶奏明开办。本年春间又在上海捐购基地，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谈到开办南洋公学的目的他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明治初元，魔岛马关战屡失利，诸藩皆择遣藩士翘楚，厚其资装，就学外国。今当路诸人率出于此”，“窃世变日棘，庶政维新，自强万端，非人莫任。中外臣僚与夫海内识时务之俊杰，莫不以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为当务之急”。可见，盛宣怀开办南洋公学的目的与开办北洋大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兴学强国”。
此后陆续开设的学堂，其办学章程中所表述的办学目的基本一致，内容也都是“兴学强国”。
北洋大学堂章程确定的“兴学强国”精神成为中国大学的共识和使命，家国情怀的办学模式被誉为“世界大学的第三种办学模式”。天津大学120周年校庆期间举办的校长圆桌会议上，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瞿振元会长指出：“‘兴学强国’是中国高等教育与生俱来的历史责任和追求，是继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提出‘人才培养’、德国洪堡大学提出‘科学研究’之后，大学功能在中国的拓展与完善。随后，‘服务社会’这一功能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提出。可以说，‘兴学强国’拓展了高等教育功能，提升了高等教育境界，彰显了中国大学的精神特质，改变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
1903年清政府下令，除保留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三所大学外，各省大学一律降为高等学堂，每个省城一所，相当于大学预科，分文、理工和医学3类。
1904年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公布，省立大学堂一律改为省立高等学堂，作为大学堂的预备学堂，而大学堂则仅存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民国《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了以上史实。1899年北洋大学堂培养的首批本科生毕业，法科学生王宠惠获得钦字第一号文凭。截至1920年，中国的大学中仅有北洋大学培育出十数届本科毕业生，并资送多批本科生赴欧、美、日留学攻读研究生。
北洋大学堂章程中分别规定了头等（本科）、二等学堂（预科）的课程设置，“中学”课程除汉语外再无“中学”内容。如头等学堂功课分为基础学和专门学：
基础学：第一年几何学、三角勾股学、格物学、笔绘图、各国史鉴、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第二年驾驶并量地法、重学、微分学、格物学、化学、笔绘图并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第三年天文工程初学、化学、花草学、笔绘图并机器绘图、作英文论、翻译英文；第四年金石学、地学、考究禽兽学、万国公法、理财富国学、作英文论、翻译英文。
专门学分为五门：工程学（专教演习工程机器、测量地学、重学、汽水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开洞挖地学、水力机器学）；电学（深究电理学、讲究用电机理、传电力学、电报并德律风学、电房演习）；矿务学（深奥金石学、化学、矿务房演试、测量矿苗、矿务略兼机器工程学）；机器学（深奥重学、材料势力学、机器、汽水机器、机器绘图、机器房演试）；律例学（大清律例、各国通商条约、万国公约等）。无论是授课内容还是学制设计都与当时的西方大学相同。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初创于19世纪末，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对于我国数千年的封建教育而言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尤其是对于晚清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中国教育更是一次柳暗花明的创新。北洋大学堂的建立无疑是中国教育变革的标志它所制定的办学章程包含了丰富的、承前启新的内容。
中国的传统教育没有分科教学，因此不设层次和学科。而北洋大学堂设置本科和预科，从学制上分为两个层次。从学科上，1895年初创设立法律学门和工学门，既有社会科学学科，又有自然科学学科。1897年增设铁路专科；1898年附设铁路班；1903年附设法文班、俄文班，培养专门翻译人才；1907年开办师范科培养师资，实际已经是包括文、法、工、师范教育等诸多学科的初具综合性的新式大学，为中国现代性质的大学树立了规式。这种学习和包容的背后，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突破了清末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国人心态，走上了一条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为我所用的正确道路。
北洋大学堂是国立官办的第一所大学，开中国大学之先河。北洋大学堂由光绪皇帝亲自批准，并任命津海关道盛宣怀兼任首任督办（即校长），此后历任督办皆由津海关道担任。办学经费从国家关税中拨发。其建校之时就定名为“大学堂”，为我国教育的最高层次。1895年10月2日，报道北洋大学堂开学消息的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即称北洋大学堂为“University”，而不是 College 或 Senior high school（专科学院或高级中学）。此外，1895年11月8日，《直报》刊登的清政府颁布的“劝令加捐”中写道“为晓谕事查前因天津设立头等二等大学堂经费”，北洋大学建立仅月余清政府文书即称为“大学堂”。这是当时中国唯一被称为“大学堂”的学校，它完善了当时中国的教育体系，在直隶省形成了自西式小学、中学到大学，自西文、西艺学堂到大学堂的完整的教育体系，为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做出了宝贵的探索。
北洋大学堂的创建打开了中国与世界教育交流的大门。学堂创建之初，就将资送毕业生留学作为学堂的主要任务之一。1899年北洋大学堂第一批本科生毕业，派往美国和日本留学。1901年至1907年我国官费留美学生总计100余人，其中北洋大学堂就占有半数以上。他们后来大都成为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医学家刘瑞恒，数学家秦汾，银行金融家钱永铭，冶金学家温宗禹、蔡远泽，法学家赵天麟、冯熙运，师范教育家李建勋、齐璧亭，等等。
北洋大学堂的创建以当时的世界一流大学为标准，实事求是地与国家和民族需要相适应，既建立了新的教育范式，又形成了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文化，树立了中国时代教育的新形象。
以史为鉴可以知未来。在世界进入全面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串联起世界融通的新模式，中国的当代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当今形势的变化，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这是新的时代命题。在中国近代一百多年向世界学习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和效仿，同时根据中国的社会情况探索自己的办学之路。来路匆匆，前途漫漫，有许多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和认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未来。今天，我们在探索中不断地接近世界先进大学的办学水平，同时也更加清晰地看出西方教育存在的问题，开始思考人类需要怎样的高等教育，在摸索运用中国智慧为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作贡献。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在中国“新觉醒”时诞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醒、文化自觉和革故鼎新的生命力，对于新时代承担着“育新人、兴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新使命的中国大学，有着新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本文引用自《北洋大学及其章程考证研究》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