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涛据张凯峰报告整理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爱国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中华民族在我们印象中也是绵延几千年不断绝的共同体。其实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20世纪才出现的，在近代以前，中国人尚不知国家为何物。”在6月3日举行的第63期天津大学青椒学术沙龙活动中，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青年教师张凯峰以《清末民初的民族认同构建——以近代东北为视角》为主题，分析了清末民初中华民族的认同构建过程。

　　张凯峰，男，1977年出生，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历史学博士，现就职于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承担《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工作，学术研究主要关注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转型、中共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近代东北地方史。

近代中国民族认同之变迁

　　张凯峰以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天下观”举例，指出在近代以前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众只有诸夏和夷狄的观念，清末民初的中国才开始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

　　如1851年兴起的太平天国运动，号召人们“革夷狄之面目，复中国之规模，而兴汉室于维新者也。”意思就是满人是夷狄，夺走了汉族的天下，建立了清朝，现在他们要恢复汉族人的统治。他们对大清帝国是完全不认同的，甚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洪秀全觉得英国人也信上帝，要和英国人联手灭掉清朝。灭掉清朝以后建立一个什么国家呢？在太平天国领袖的愿景中，他们并不大算取代满族，继续统治大清帝国的疆域，而是仅仅把内地“十八省”居民视为中国人民，而把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都排斥在“中国人”之外，只把内地十八省算作中国疆域，东北、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全都被排除在外。

　　甲午战争时期，日军甚至抓住清朝内部存在的这种族群矛盾，将自己涂抹成解放者的形象，占领安东后，日军发布告示号召汉人“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助。”

　　“可见当时的中国人尚没有我们现在明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各个族群还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张凯峰说到。

　　但随着近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中国人的民族认同也在加速觉醒。尤其到了民国时期，“中国人完全变了”。

　　在经济领域，中国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抵制洋货、支持国货的运动，很多民族企业在这种浪潮中起死回生。烟草、毛纺、橡胶、搪瓷、酸碱等行业都是在国货运动中，以驱逐外货为号召，迅速发展起来的。而当时国货商标命名往往别具深意，富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丹药类商品有盖日牌、香烟品牌有爱国牌，毛线有抵羊牌，橡胶有大中华牌。

　　国民此时也前所未有地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在北洋时期，几乎每一次的对外交涉都能听到民众的呼声。国民通过罢工罢课、抵制洋货、通电宣传、示威游行等方式对内监督，对外呼吁，因而被称为国民外交。

　　国民外交的最高潮当然就是五四运动。开始是一场纯粹的学生运动，但很快得到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支持和响应，波及面之广，群众反响之强烈前所未有。这实际上标志着中国人的认同性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所有人都认同于这个国家，认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员，有责任为国家的命运而奋斗。

　　当在全面抗战到来之时，这种高涨的民族情绪就成为全民族共同御侮的基础。全国各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捐献浪潮，在政府及民间力量的动员下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中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携手合作，共同对敌。许多民众冒着枪林弹雨，为中国军队当向导、送情报、挖战壕、救护伤员、运送物资，破坏敌人的交通。有的还直接拿起武器，与日军作战。

近代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

　　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不知国家民族为何物，甚至敌我不分，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全民族抗战，中国人显然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实现这样一个转变需要国家采取多种手段，构建国族形象，吸引国民认同。那清末民初的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张凯峰就此进行了论述。

　　传统帝国的边疆居民往往混同你我，不分彼此，自然也没有民族国家之概念。民族国家的建设必须改变这种状态，严格排他，在国民心中建立起“我们”和“他们”的概念。国籍的区分和强化就是一种重要的排他。当时东北边疆地区围绕朝鲜移民的国籍识别就比较具有代表性。19世纪上半叶以前，清政府对东北采取封禁政策，鸦片战争以后，封禁逐渐松弛，不仅针对内地农民开禁，对朝鲜人也同样如此。于是大量朝鲜移民立即涌入境内。

　　对于这些入境垦殖的朝鲜人身份，清政府最初采取的是并非强制性的，劝告归化。但是随着日本对朝鲜的入侵不断深入，特别是在1905年朝鲜与日本缔结《乙巳保护条约》，沦为日本的保护国后，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国籍不明很容易造成外交争端，因此朝鲜人的国籍成了必须严格认定的问题。1908年，清政府将在华朝鲜人区分为“居留”和“归籍”两种，前者无权开垦土地，只能受雇耕种，借此迫使朝鲜垦民入籍。民国时期，中国政府境内朝鲜移民的态度仍是积极劝化。2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发现有些朝鲜移民的活动背后可能有日本人操纵，对没有入籍的朝鲜人占有土地进行了更严格的限制。这种根据国籍对朝鲜移民实施的政策，有助于中国国民意识的形成。

　　对国籍的识别仅仅是一个开始。构建民族意识最重要的战场是学校。

　　从1902-1907年（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清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学堂章程，令各省开设新式学堂。在教育的内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明显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意图。从小学堂和中学堂课程科目的时间分配可以看出，包括经学、修身、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在内“中学”格外受重视，在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三类学校总课时中所占比例分别约为63%，67%和44%。

　　经学一科所占时间之多也是独一无二的，在初等小学阶段，它独占40%的课时，而在高等小学和中学阶段，它占总课时的比例仍然高达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之所以如此重视经学，是因为对中国传统学术、义理的学习和理解有助于学生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修身课的意思也是这样，通过向学生灌输传统伦理规范，增强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理解和认同。继承了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尊奉中国的古代圣贤，当然也就认同于中华民族。

　　民族认同建构在历史课程设计体现的更加明显，其教学目的简言之就是力图使学生对现存制度产生强烈认同感，然后再告知以历史变迁轨迹和国家面临之危局，激起学生奋起救国之志气。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对清末的教育制度作了重要改革，但是对民族国家的建构仍然贯穿于中小学教育的始终。

　　除了学校教育之外，体育赛事也是一种刺激民族认同的有效手段。在比赛中，不同国家的运动员同场竞技，常常被想象为民族之间的竞争。关注这种比赛，民众会自然而然地将情感寄托于本国运动员身上，将个人命运投射到比赛的结果上，从而在不知不觉当中完成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民族危机在这种万众瞩目的场合下也被展示出来，以激励民众同仇敌忾的决心。比如1933年第五届全运会在10月10日开幕，恰好是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庆节。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热河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其代表队仍然参加全国运动会。各参赛代表队入场时，东三省运动员身穿孝服走在最前面，各单位的旗帜大都是黄色红字，惟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的队旗是上白下黑，字亦黑白相间，表示白山黑水，而且旗帜中央缀有沦陷地图一幅。包括蒋介石等国民党大员在内的在场观众全体肃立。东北选手还特意宣读了一份公开信，表达了故乡沦丧的沉痛心情，发誓要光复东北。全场唏嘘不已、痛哭失声，连坐在主席台上的国民党政要也和民众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口号。

　　体现国家意志，激励民族情感的大型的群众集会远不止运动会一种。1930年在沈阳举行的“追悼抗俄阵亡将士大会”就是一次民族国家借助祭奠、悼念烈士，激发民族情绪，提高凝聚力，增强民族认同感的成功实践。

要让普通国民能够在有限空间，有限时间中观摩、感受民族国家，就需要向他们展示具有民族国家特征，能够激发起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各种实物标本，博物馆和商品展示会也伴随着民族国家而兴起。此外，张凯峰还以东北地区为例介绍了当时地方政府为加强中华民族认同，在各项公共事物、宗教和儒学场所等方面的努力。

　　报告最后，张凯峰指出，民族认同构建不是学术界、思想界和少数上层精英自说自唱，需要近代国家在方方面面做大量的工作，在民众头脑中树立起民族意识，发挥其民族想象，刺激其民族情绪。这种构建可能是直接地灌输，比如学校教育和各种媒体宣传，也可能是潜移默化地熏陶，比如创造各种仪式、象征、标志物，使民众沉浸在民族元素的包围之中。100多年之后我们看，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认同的构建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