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6月7日，是天津大学原校长、著名教育家李曙森诞辰115周年纪念日，让我们通过一篇文章，来回顾他的办学思想。

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与实践者——李曙森

【李曙森简介】李曙森，河北省霸县人，1910年6月7日出生，1934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英国文学系。他学生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对敌斗争中九死一生，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1953至1998年期间，他先后担任天津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校长、名誉校长，在45载的高等教育生涯中，为天津大学和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有成就的贡献。

李曙森是共和国老一辈卓越的革命家和教育家，他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具有开拓性和全局性的重要贡献。

李曙森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模范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极思考、不断探索，积累并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理念、系统的办学思想和求真务实的办学风格，他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富有成效的办学业绩，为天津大学乃至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建立献智献策

李曙森对高等教育独特而又深刻的认识，不断地转化为强有力的举措，推动着天津大学迅速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高等工科大学，在诸多方面为其他高校提供了借鉴，影响着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探索高校党委领导体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校内部实行校务委员会或校长负责制的领导体制，学校只建立党总支，尚未建立党委。1956年2月，上级党委决定率先在天津大学试行党委制，成立了中共天津大学委员会，由李曙森兼任党委书记。对于新中国建立后，党在高校中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问题，李曙森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在各种报告中反复明确地指出：“抓紧建党工作是学校工作根本问题之一。”对于党应在高校中发挥什么作用，李曙森指出，学校工作的中心是教学工作，党的领导就是要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

1956年，在《关于实行党委制的一些意见》中，李曙森明确提出，高校实行党委制“既是党委领导制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系主任负责制”，强调党对高校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对学校发展方向的领导，而不是包揽学校全部事务，不是取代学校的行政、教学管理机构。历史发展证明，李曙森的这些认识是超前的，也是正确的。在他的领导下，天津大学逐步建立起适应学校发展需要的党委领导体制，确立了党委会的组成机构和制度，形成了党的工作方法与领导方法，为新中国高校建立党委领导制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

参与制定“高教60条” 构建高校管理体制

1961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简称《高教60条》），目的在于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教育领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起草《高教60条》，时任教育部部长的杨秀峰率领调查组来到天津大学，对高等学校领导体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天津大学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领导体制问题”起草小组，李曙森为组长。起草小组最后拟就了《关于高等学校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工作条例（草案）》（又称为“高教45条”），确定了高校内部领导体制的基本原则，对高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包括党委会、校务委员会、系和系党总支、教研室和教师中的党支部、政治辅导员，学生中的党支部、班和班的学生组织、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最为根本的一些问题确立了详细的工作条例，其中的一些重要内容被《高教60条》采纳，构建起了新中国高等院校的内部管理体制，直到今天仍值得借鉴。

提出影响深远的“835”建言

1983年5月，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在武汉首次召开了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时任天津大学名誉校长的李曙森及其他高校3位名誉校长联名上书党中央，提出了《关于将50所左右高等学校列为国家级重大建设项目的建议》，建议选出部分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把它们办成重点大学中的“重点”。

李曙森等4位共和国著名老一辈教育家的上述建议，在高教界被尊称为“835建言”，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84年4月2日，国务院批复，决定在“第七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期间，拨出专项经费，先重点扶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0所学校，将其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此后，在国家“七五”、“八五”期间，一些重点大学相继被列为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增加了数目可观的投资。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国家将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该计划被称为“211工程”。1998年，中央又提出了“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985工程”构想。

为天大全面发展奠基

李曙森坚持“从长远来看，高等教育是‘三大’，即很大发展、前程远大、大有可为”的信念，不断丰富与发展着自己对高等教育的认识，形成了系统、完整、超前的高等教育思想。

高校必须教学与科研并重

李曙森认为，一切教学改革的前提是教育思想的改革，没有科学合理的教育教学观念，教学改革是无法成功的。

那么，是否有衡量教学质量的标准呢？李曙森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说：“保证学生在教学计划规定的时间内把必需的知识与技能真正学到手，并且有必要的独立工作能力，这就是个标准。而永远追求教学卓越才是教学真正的目标，也是教学真正的标准。”

李曙森认为，教学与育人密不可分，教书必然教人。他说：“古今中外，教书必然教人。教书与教人是分不开的，不可能教书而不教学生。”这种将教学本质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思想认识，时至今日，仍然熠熠发光，是教学过程中永远遵循的基本原则。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高校中一度存在着单方面强调“教学中心”的思想，对于科学研究并未给予足够重视。李曙森初到天大工作，即从高校的任务和使命方面深刻地意识到“科学研究是高等学校的重要任务，必须立即进行，不能等待”。1977年，他再次提出了“大学不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国家的重要科研基地”的思想。1983年，他更加明确地提出，高校要成为“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而不能只是以“教学为主”。这种将科学研究作为高校重要任务的认识，在现在看来习以为常，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却并未得到普遍的认可。能够提出这种认识并且敢于长期坚持是需要有理论智慧和实践勇气的。

对于教师如何认识和处理教学和科研之间的关系，他也提出了不少卓识。他认为，教学与科研本质上是相互促进的，不可偏废，教师“不搞科研就不能真正提高教学质量，不能提高科技水平，不能培养研究生，就会成为教书匠”。1981年，在制定天津大学发展规划时，李曙森再次强调了教学与科研并重的思想，明确指出：“教师首先要搞好教学，但如果期望教学有水平则必须提升科研能力。教师如果不从事科学研究，那么教给学生现代化的知识和技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高等工科院校须理工兼重综合发展

李曙森长期在以工科为主的天津大学工作，他坚持理、工并重，并且积极提倡工科大学向综合化发展。

在1959年修订天津大学教学计划时，他提出了“数学、物理、力学、化学是重要基础理论课，必须加强”的指导思想。至“文革”结束初期，他从理科与工科的学科和专业视角来剖析理、工的关系，他认为：“理与工是不可分的，理是基础，工是应用。我建议办理工科大学应增设些理科专业，如天津大学可考虑首先增设数学、物理、化学几个专业，而后再按需要逐渐增加。”

1978年之后，李曙森在主持天津大学工作及担任名誉校长期间，以非凡的勇气、胆识和深遂的理论见地反思了我国1952年的高校院系调整。他认为，当时的做法是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是对前苏联的片面学习，他尖锐地批评了将高等学校区分为文理科大学、多科性工业大学和单科性工业大学的做法。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李曙森更多地从国际化的视野来思考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策略。他多次强调：高等教育正发生着改变，其特点就是高校的各学科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理工结合、文理相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高度分工与高度综合成为普遍的趋势。他指出：“工程技术学科如果没有坚实的理科作为基础，是办不好的。”理工分家不合乎科技发展基本规律。

对于建国后设立的高等工科院校何去何从问题，李曙森同样从国际视角进行了分析，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综合发展是世界现代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高等教育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高等学校必须要强调“理工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这样才能够培养出具有深厚基础理论、宽广知识面、思想活跃、善于分析、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也才能适应科学、技术、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

高校要培养全面发展的现代专家

新中国建立后，关于高等教育的办学目标有过激烈的争论，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红专”问题。“红”与“专”的问题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对教育和人才培养质量的一种衡量标准。当时，国内高校大多是用简单的方法，批判所谓的“只红不专”或“只专不红”。李曙森对“红与专”问题有着超越时代的正确认识，他说：“‘红’就是立场问题，站在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抛弃个人东西，把个人的东西放到一边，或者放在后面，要革命，要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这就是‘红’。”当时，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处理“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一些学校总是徘徊在要么突出政治，业务被忽视；要么相反，“红专”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李曙森指出：“‘专’是对的，重业务也是对的，只是不‘红’、轻政治是不对的。”他还指出，对于肯钻研业务但政治上对自己要求不高的人，应该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并鼓励其进行业务学习。对政治上好，但不钻研业务的，要帮助其钻研业务，总之，要又“红”又“专”。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李曙森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清楚而深刻的认识，的确不愧是出色的教育家。

李曙森时刻关注着人类科学技术的新发展，这影响着他的高等教育人才观。1980年，他提出了将现代专家分为三类的观点：一是具有狭窄专业知识的专家，这类专家只善于从事某一职能的活动，其个性是片面的、不和谐的发展；二是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的专家，这类专家具有广阔而综合的知识，并能够从事多种职能活动；三是具有完整专业知识的专家，这类专家无论在知识的全面性方面，还是在活动职能的多面性方面都具有最高水平，是全面发展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在他看来，现代高等教育必须避免狭窄的专门化，要培养具有广泛的专业知识的专家。他们不仅具备宽厚而牢固的基础理论知识，包括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同时要具备职业内和职业外的多种职能，使他们能够终生可持续发展。

高校专业与课程设置厚基础宽口径

李曙森对高等教育专业与课程设置的认识与其人才观有着密切联系。早在建国之初，他就对高校，尤其对高等工科学校的专业与课程设置有了非常全面的认识和论述。他认为，高校的专业和课程设置要遵循一个总原则，即要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要考虑当前又要考虑未来的生产实际需要；要考虑国内实际又要放眼世界；要总结经验又要有所发现，还要有所创造、有所发明、有所前进；而且还必须考虑教师的实际水平。

他认为，高等工科院校在专业和课程设置时，首先要加强基本理论。其次，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第三，要能解决专业范围的宽窄问题。到了1980年，李曙森敏锐地意识到，高校要培养出适应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空前变革与深刻发展的具有广泛业务能力的现代专家，就必须要着重基础理论与基础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因此，在课程设置方面，学校应加强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减少专业课。基于上述认识，20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了要改革天津大学系科专业设置、创办综合性大学的设想。他认为，学校首先要加强基础，逐步将基础科学系的几个专业改变成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外语系；其次要放宽专业，增强学生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第三要新增若干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如经济、法律、历史、美术、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等科系。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代表着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教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和重要因素

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和重要因素就是师资的数量与质量。对于这一点，李曙森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多次强调：“师资的培养提高是学校工作中具有战略性、关键性的问题。”李曙森在工作中，把这些真知灼见转化为行之有效的师资培养工作。

李曙森在1958年就特地选派了一批中、老年教师赴苏联留学进修，这些人回国后成为天津大学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1961年，李曙森针对天津大学当时的师资发展状况，确定了“全面安排、长期稳定、重点培养、普遍提高”的师资培养基本原则。天津大学开始选拔一部分造诣较深的教师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树立学术标兵，形成学科的核心力量。1963年，天津大学将18名老教师确定为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将62名青年教师确定为重点培养的青年教师或骨干。这些教师日后成为了学校重要的学术领军人物。

“文革”后，李曙森又对当时师资队伍的建设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指导性的意见：如要注意学术骨干老化的问题；要在体制上突破学校的人事制度，补充优秀的人才等等，无不体现出他对高等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深刻把握。

（该文原刊载于2015年5月30日出版的《天津大学报》。素材主要参考文献来源为——论文：《李曙森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米靖；《李曙森教育思想的地位与作用初探》，《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余建星、王世斌、王杰；专著：《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 王杰 韩云芳主编。刘晓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