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或社会孤立的老年人，发生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症等慢性疾病的风险会显著上升。两者之间存在恶性循环。
在很多老人看来，承认孤独，就等于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子女不孝顺。不承认，也就不会去找解决办法，很多时候就忍着。
医生不光要问老人饮食习惯好不好，也要问他是不是经常跟人交流。如果发现社会关系缺失，可以把他转介到社区医院、居委会。
南方周末记者 陈佳慧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佳珩
责任编辑 | 谭畅
孤独以缓慢、隐匿的方式，长期侵蚀着老年人的健康与生活。视觉中国图
当一个人老去，伴随他的社会关系逐步脱落，他要处理的致命问题是什么？33岁的保镖阿凯和45岁的高校教师于斌，给出了同样的答案——孤独。
阿凯来自辽宁省大连市，最近，他接到越来越多与老人有关的活儿：假扮他们的儿子、侄子、外甥，替他们出头撑腰，防止独居的老人被欺负、被轻视。（详见相关报道《扮演临时儿女，“白社会”保镖为老人撑腰》）阿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些老人孤独到连诉苦的人都没有。
天津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英才副教授于斌研究老年人孤独已有十余年。2024年，他成为世界卫生组织（WHO）社会联系委员会报告的咨询专家组成员，也是专家组里唯一的中国人。
那份发布于2025年的报告《从孤独走向社会联系——迈向更健康的社会》揭示：在2014年至2023年间，全球每6人中就有1人感到孤独。这一数据在老年群体中更为显著，1990年至2022年间，高达三分之一的老年人处于孤立状态。
孤独也悄悄吞噬健康，甚至带来过早死亡的风险。该报告提到，2014至2019年间，全世界每年有超过87.1万人的死亡与孤独有关。心脏病、中风、抑郁、焦虑、痴呆症和阿尔茨海默病都与它有关。
然而，在国内，无论是公共政策层面，还是家庭与个人的认知中，对孤独和社会孤立危害的重视都远远不够。它不像跌倒那样能立刻看到身体损伤，而是以缓慢、隐匿的方式，长期侵蚀着老年人的健康与生活。
孤独危害健康
南方周末：你为什么会关注老年人孤独这个问题？
于斌：我关注这个方向十几年了，一开始它还不是热点领域。实际上，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是英国、日本等国家，因为一个国家老龄化越严重，对它的关注度就越高。中国也进入老龄化社会了，所以近几年这个话题在国内也开始慢慢被重视了。
南方周末：现在有人花钱雇“干儿子”“临时亲戚”陪老人，请保镖假扮亲戚来养老院给老人撑腰，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于斌：我一点也不惊讶。国外很早就有这种现象，比如日本就出现过雇人当临时家人陪伴老人的情况。当一个人愿意花钱去做这件事，说明这已经成了一种需求，甚至是基本需求。人类是社会动物，我们需要通过社会角色来感受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感。但退休后，老人失去了这些社会角色，存在感自然会下降。尤其在养老院的老人，他们会希望再次感受到自己作为父母的这种存在感，所以才会雇人来扮演子女。
南方周末：你的论文里，很多都在研究社会孤立和孤独。它们是什么关系？哪个更可怕？
于斌：从定义上说，孤独是一种主观的痛苦感受，来源于期望和实际社会关系之间的落差；而社会孤立是一种客观状态，指的是一个人社会联系有限或缺失。衡量社会孤立通常看几个指标：你是不是独居，和子女、朋友、亲戚是否有定期联系，是否经常参加打牌、下棋、广场舞这样的社会活动。
从群体的角度看，社会孤立水平越高，孤独感往往也会越高。比如，一个丧偶、独居，又不怎么参加社会活动的人，他的孤独感一般会比较强。
不过，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有些人虽然没什么朋友、社交很少，但他并不觉得孤独，反而觉得一个人待着挺好。这种叫独处，它和孤独、社会孤立是不同的。喜欢独处的人，他们内心比较富足，对社交的需求也比较低。
南方周末：当享受独处的人老了之后，他会因社会孤立产生不好的影响吗？
于斌：随着年龄增大，这类人如果对社会交往的需求量一直很小的话，那么他的孤独感也不会有变化。但是他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当他确实需要人照顾时，身边又没人，那么他出现健康风险的可能性会更高，比如突发疾病无法及时就医等。
南方周末：你觉得孤独对老年人来说，最致命的是什么？
于斌：社会孤立和孤独感对老年人的健康危害是明确的。目前研究得最充分的领域就是心血管疾病，不管是孤独感还是社会孤立，都会让老年人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近30%。
在心理健康方面，研究得最多的是抑郁症。我们的研究发现，社会孤立和孤独感都会增加老年人抑郁的风险，而且是主要原因。天津一些医院的大夫也经常跟我讲，老年抑郁其实非常普遍，只是相比其他年龄群体不够受重视，漏诊率也很高。
所以在公共卫生和医学领域都已有共识：孤独或社会孤立的老年人，发生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症等慢性疾病的风险会显著上升。两者的因果关系还很难说清楚，但可以肯定，它们之间存在一个恶性循环：孤独感和社会孤立会增加疾病的风险，疾病又会反过来加重老年人的孤独感和社会孤立。
于斌。受访者供图
丧偶老人，失去最核心情感支持
南方周末：人是越来越孤独的吗？
于斌：从研究来看，整个人群里孤独水平比较高的，其实是青少年和老年人两个群体。青少年的孤独主要来源于人生的转折期。他们正处于成长和身份转型阶段，情绪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老年人同样是高孤独群体，主要原因是身体状况的限制。身体功能下降导致他们的活动能力减弱，与他人交流和社交的机会减少，从而使孤独感增加。
南方周末：我们该如何判断一个老人是否处于社会孤立的状态？
于斌：在我国，最直观的标准就是看他是不是“空巢老人”。子女不在身边，哪怕老两口住在一起，也属于空巢老人。其次要看他与亲友的交往频率，一个老人如果一周内都不怎么与家人或朋友联系，他就更有可能处于社会孤立的状态。
南方周末：这些老年人被社会孤立的最常见原因是什么？
于斌：排在第一位的是丧偶。随着年龄增长，身体活动受限，老人的社会关系会不断收缩，最后留在身边、最重要的往往就是配偶。丧偶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生活中最核心的情感支持。心理学上有个研究，能带来最大压力反应的生活事件，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丧偶。
南方周末：丧偶之后，孤独感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会有不同吗？
于斌：从性别角度来看，女性更重视社会关系。她们希望有更多紧密的社会联系，这会带来两个后果：一是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她们受到的影响可能更大；二是因为她们需要这些联系，所以会花更多时间去经营自己的社会关系，包括与子女、朋友、闺蜜相处，从而获得更多可替代的社交渠道。
老年男性往往沉默寡言，不善于求助，也不轻易表达孤独。男性的社会角色决定了，他们承认孤独可能被视为一种示弱。不过在研究中，到底男性还是女性更孤独，目前还有争议。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丧偶后，男性的死亡率会明显上升，而女性则要好很多。这是因为男性晚年社会关系单一，很多老人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配偶。一旦配偶去世，生活会发生巨大变化。而女性的社会关系更广，即便老伴去世，她们也能找到其他可替代的社会关系。
南方周末：孤独和社会孤立带来的只有坏处吗？
于斌：目前的研究没发现它们有什么明确的好处。但我想强调一点，虽然一直强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但不能忽视一个维度——社会关系的质量。社会关系质量不好，那还不如没有。很多有婚姻经历的人都会理解这个道理。总体而言，结婚的人健康状态往往比没结婚的人好，但如果婚姻质量不好，它对健康造成的伤害可能比其他所有因素都更大。
卧病在床，子女陪伴反而增加
南方周末：你觉得老年人最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于斌：老年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首先是生存层面，当老人不能动或生病时，首要的是身体上的照顾。当这一层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们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比如陪伴、倾听。这里说的陪伴，不只是身边有人，而是要能感受到心理上的连接；倾听也不只是有人在听，而是需要对方能有回应，能与自己形成情感上的交流。现在虽然有聊天机器人，但还很难替代真人之间的情感互动。
南方周末：什么才算高质量的陪伴？
于斌：如果只能选一个标准，我觉得一定是面对面的交流。现在有很多线上交流方式，比如短信、语音、视频电话，但都无法真正替代面对面的交流。只有在面对面时，人才能感受到语言和文字之外的信息，这是视频通话也难以达到的效果。很多老人经济上不依赖子女，生活也能自理，但他们依然希望孩子能常回家看看他们。
南方周末：可是老人往往不主动开口，甚至生病了也瞒着，能扛就扛过去。
于斌：这种情况很普遍，我家里人也是这样。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关，老人不想给子女增加负担，也觉得这类需求没那么重要，对健康没有多大影响，所以就尽量不麻烦孩子。
南方周末：与外国的老年人相比，在孤独感研究方面，中国的老年人有什么不同？
于斌：孤独问题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但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家庭观念更强，这也带来了一些有意思的差异。
比如，在西方的研究里，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和孤独感通常是呈正相关的——身体功能越差，孤独感水平越高。但我们在中国的研究发现，情况正好相反：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孤独感反而没那么高。我们推测的原因是，老人只有在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的时候，子女才会更多地出现在他们身边。卧病在床反而让子女的陪伴增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老人的孤独感。
南方周末：互联网时代有没有真的缩小老年人和社会的距离？一位刷抖音的独居老人，他算不算社会孤立？
于斌：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们的研究显示，相对于青少年，互联网给老年人带来的更多是益处。有的老年人因为身体原因，出门活动受困，那么社交媒体就相当于一种替代方式，总比什么都没有好。但是，老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很关键，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动使用，比如只刷短视频、朋友圈，但自己从来不发，那么这种影响对老人来说，是消极的。另一类是主动使用，就是通过手机跟别人交流，比如发朋友圈，发视频，与别人聊天互动等，它带来的更多是一种健康的益处。
随着年龄增长，老人的认知能力逐渐下降，现在有研究证明，社会孤立是老年痴呆的重要风险因素，当老人越少跟人交流，那么他的认知就会衰退得越快。
2025年6月6日，上海人寿堂文锦护理院，一名坐轮椅的住户在院内。视觉中国图
羞于承认孤独
南方周末：你在研究中有没有发现某些群体特别容易被社会孤立？
于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当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的时候，更容易陷入社会孤立。因为社会经济地位低时，他能用来建立和维系社会关系的资源就少，能进行深入交流的人也就有限。但是也有一些让我印象很深的个例。比如有一次我带学生去医院实习，看到一个连腰都直不起来的老人，在那一个人排队挂号，后来我们一个学生看不下去了，过去帮他，聊起来后才知道他经济上没有困难，但子女都在国外，回不来。那个场景还蛮让我心酸的。
南方周末：相较于城市的老人来说，农村的老人更容易被社会孤立吗？
于斌：是的。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农村去城市生活，农村就出现了很多留守老人。而且，农村老年人因为教育水平等原因，很多人不会用智能手机。城市里的老人至少还能通过手机和外界保持联系，而有些农村老人，手机可能除了打电话就干不了别的。这样一来，他们的社交渠道就更加有限，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不仅如此，在城市里，老年人相对能获得更好的社区环境，还有志愿者会提供一些帮助，医疗条件和出行的便利程度也更好一些。而这些在农村的老年群体中往往不太容易获得。
南方周末：在城市化、流动性和少子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强调的养儿防老这一理念似乎逐渐失效。在你的研究中，有观察到代际关系对孤独感的作用吗？
于斌：我们这代人正好经历一个观念的转换阶段。现在的老年人普遍还保留着比较传统的家庭观念，认为子女应该陪伴、赡养父母。但他们的子女，既有现实生活压力，也有观念上的变化，很多人既不愿意，也没有条件去完全遵循这种传统观念。所以我觉得，这一代老年人的孤独感会越来越强。但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已经慢慢接受了不再依赖子女养老的观念，至少不会像上一代那样相信养儿防老这一理念。
但我想提醒一点，有些子女觉得，只要能在经济上帮助父母，甚至把父母送去养老院，让别人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就算尽到了子女的义务。其实这个观念也需要转变。因为老人除了生活和经济上的支持，还非常需要与子女之间的交流和陪伴。
南方周末：在传统重家庭的社会中，孤独是否更难以被承认？这是否反而加剧了老人的心理压力？
于斌：是的，在心理学里这叫“污名化”。很多老人有子女，不会轻易承认自己很孤独。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承认，就等于在别人面前说自己的子女不孝顺，会觉得很丢脸。所以他们往往羞于表达这种孤独感。
这种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但在我们这种集体主义文化里尤其明显。有研究者认为，正因为这种心理，导致人群中孤独的真实水平和比例其实是被低估的。当老人不愿意承认的时候，他也不大愿意去找解决的办法，很多时候就忍着，长期忍着就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推广“社会处方”
南方周末：面对中国快速老龄化的未来，作为研究者，你最担忧的是什么？
于斌：我最担忧的是老年人的整个心理健康问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正因为关注得少，所以既没有明确的政策，也没有做好应对未来问题的准备。即便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提升为国家战略，但仍没有完善的政策体系去支撑并解决日益加剧的老年人孤独困境。
像英国、日本这样的老龄化国家，他们都有专门的政府部门来处理老年人孤独问题。英国甚至设立了“孤独大臣”（Minister of Loneliness），日本也有类似的机构。这些国家因为老龄化来得早，政策应对也更成熟。他们面临的问题，很可能就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
在老龄化问题上，预防永远大于治疗。现在提前投入资源，从长远来看是可以降低整体成本的。
南方周末：我自己的一个感受是，像“空巢老人”“独居老人”这类词被讲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老年人孤独，但是真正的社会干预好像又做得很少。
于斌：确实是这样。老年人孤独这个问题，一直是被低估的。它不像吸烟、饮酒，或者摔倒这样的健康风险，可以马上知道后果。孤独带来的影响往往是缓慢的，虽然研究已经证明它会显著增加健康风险，但因为不是立竿见影的，所以人们会觉得它没那么重要。WHO之所以重视它，就是因为我们对它的关注与它产生的破坏性不匹配。
南方周末：如果让你设计一个全国干预方案来“对抗老年孤独”，你最希望落地的是什么？
于斌：我其实想过这个问题。这次的WHO报告里也提供了一些国外可供参考的成熟经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英国提出的“社会处方”。
英国的全科医生发现，很多老人频繁预约医疗门诊，但来了以后身体并没有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因为孤独，想找个地方倾诉。但这给医疗系统带来了很大负担，所以卫生部门提出了“社会处方”这一解决思路——如果发现老人主要是因为孤独而不是身体疾病前来就医，就把他转介到社区或相关机构，鼓励他去参加社会活动，获得社交机会。
南方周末：这个方法在国内落地且推广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于斌：首先，要让公共卫生领域的人意识到孤独问题的重要性。比如医生在询问病史时，不光问病人抽不抽烟、饮食习惯好不好，也要问他社会关系怎么样，有没有一起住的人，有没有参加社会活动，是不是经常跟人交流。
其次，要有转介机制。如果医生发现老人主要问题是社会关系缺失，就可以把他转介到社区医院、居委会等，为他们提供参加社交活动的渠道。
最后，要建设配套的硬件设施。你希望老人有更多社交机会，就得提供场所、资金和人力支持。比如我在天津就看到过很好的做法，很多社区居委会都设有聊天室，老人们可以每周固定时间去那儿闲聊。话题很随意，但社区提供了空间，老人就有了社交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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