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非常荣幸来参加纪念杨恩泽老先生座谈会，心情非常激动。严格来说，杨老先生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师爷，我在1964年考入武汉邮电学院时，杨老先生是系主任，而当时为我们授课的几位老师都是杨老先生的学生，所以这样说起来杨老先生就是我的师爷了。

当时，正值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年代，因此我没有机会听到杨老先生的亲自授课，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遗憾。但在参加工作后，我有幸在杨老先生担任总工程师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从事基层工作。并参与了杨老先生主持开展的波导技术和光纤通信技术的开拓性研究工作，在杨老先生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武汉科学研究院于1982年成功在武汉的武昌到汉口开通了中国的第一条用光纤传输的光通信市话工程（简称“82工程”）。当年这个工程鉴定时，有5个国家部委的部长和副部长参加，可见当时这个工程多么重要。因为这是中国第一个用光纤代替铜缆的市内通信工程。正是这个工程奠定了我们国家今天通信发展的基础，而且至今保持了我们在世界上光通信技术处于领先的地位。所以我们说杨老先生当时领导的这一开拓性的研究虽然很多成果是在他调离武汉院到天津大学工作以后开花结果的，但这个基础工作是杨老先生做的，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这一成绩的取得，杨老先生有的同事和学生成为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但杨老先生仍然是教授，而且他说：“当不当院士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你对国家做了哪些有益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先生淡泊名利精神的具体体现。 

今天在参观完杨老先生事迹展览后，让我更全面地了解了杨老先生光辉的一生，我深受感动、深受教育。这个展览真正体现了老先生作为一位共产党员的坚定初心，也体现出天津大学党委尊重人才、尊重历史，对杨老先生的一生业绩的充分肯定。在此，我借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下在杨老先生晚年时，我跟他接触的三个事情。 

一是在2004年，为表达对杨老先生的尊敬，我们代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到北京庆祝老先生85周岁生日，当时我们邀请了邬贺铨院士，还有邮电部副部长杨贤足先生一同到北京邮电院聚会。邬院士和杨副部长都是杨老先生的学生，当时我深受感动的是，那天我们坐火车到的北京，杨老先生是由两位学生陪他骑着自行车从天津赶到北京。午餐后，我记得很清楚，杨老先生还特意让邬贺铨院士介绍了当时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前景和政策方向。

二是2015年4月，杨老先生回到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他提出要把原来的老同事老朋友请到一起见一下。我按照老先生的意思请来了他的老同事赵梓森院士（中国光纤之父）和老先生同年的、北洋大学毕业的蔡六瑜教授等近30人，在食堂举办了一个简单而热烈的聚会。那个时候杨老先生身体非常好，聚餐后，他同样提出要赵梓森院士谈谈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前景，他和赵院士的交流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是在2018年初，蔡六瑜老先生百岁寿诞时，杨老先生专程从深圳赶回武汉，当时我去机场接他，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杨老先生一上车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小蔡书记，今晚我住的宾馆能上网不？”当时我很惊讶，一位99岁的老先生，刚下飞机，还在晚上九点多，他想到的还是工作，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啊。

我回忆上述三件与杨老先生晚年相处的事，足以能充分体现杨老先生热爱生活、热爱工作、热爱祖国，他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崇高精神。

杨老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编辑 李丹 张华 摄像 唐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