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10月10日，是天津大学（北洋大学）首届毕业生、中国近代国际法学奠基人之一、联合国宪章起草人之一、海牙国际法庭首位中国法官——王宠惠诞辰144周年纪念日。在王宠惠的一生中，1943年他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身份出席开罗会议，力主将“满洲、台湾、澎湖当然归还中国”写入《开罗宣言》正文，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们通过法学院院长孙佑海教授的这篇文章，来了解这段故事。
文/ 天津大学法学院 孙佑海
《开罗宣言》作为二战后确立东亚国际秩序的重要法律文件，其制定过程不仅承载着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意志，更蕴含着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关键诉求。王宠惠是北洋大学杰出校友、中国第一张现代大学文凭获得者，著名的爱国者。王宠惠作为当时中国参与开罗宣言起草与谈判的核心代表之一，以其深厚的法学素养与外交智慧，为推动《开罗宣言》中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条款的明确写入作出了突出贡献，其相关实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与现实参考意义。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美、英、中三国领袖（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埃及开罗举行盟国会议，史称“开罗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议程有二：一是协调三国反攻日本的战略部署，明确“持续对日作战直至其无条件投降”的共同立场；二是协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方案，尤其是领土归属与国际秩序安排问题。
会议最终达成的共识被凝练为《开罗宣言》，其核心内容经美、英、中三国确认后，又经苏联在1943年12月德黑兰会议中认可，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处置日本的重要法律依据，在重塑东亚国际秩序、确认中国领土主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作为中国参与开罗会议核心代表团成员之一，王宠惠凭借深厚的国际法素养、精准的外交策略与卓越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在《开罗宣言》起草与协商的关键环节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贡献并非泛化的“参与支持”，而是聚焦于“法理论证”“文本把关”“博弈协调”三大核心维度，直接推动了《开罗宣言》中中国核心利益条款的明确化，具体包括以下五个维度。
（一）法理建构：为“台湾、澎湖归还中国”提供国际法依据
王宠惠的核心贡献之一，是从国际法层面为“台湾、澎湖必须归还中国”构建了完整的论证逻辑，驳斥了英国等方的“模糊化主张”，奠定了条款的合法性基础。
作为近代中国首位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的法学家，王宠惠深谙国际法中“领土主权取得与变更”的核心原则。在会议协商中，针对英国提出的“日本仅需放弃台湾，归属暂不明确”的主张，他从两方面展开法理辩驳：其一，援引“先占原则”“历史主权”，指出台湾、澎湖自明末清初便纳入中国行政管辖，1895 年《马关条约》系日本通过战争胁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根据国际法“不平等条约无效”及“侵略所得领土不具有合法性”的原则，日本对台湾、澎湖的“占有”自始不具备主权效力；其二，结合二战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目标，强调 “摧毁日本军国主义” 必然包含 “归还其侵略所得领土”，若仅要求日本“放弃”而不明确 “归还主体”，将违背《大西洋宪章》中“各国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的精神，也会为战后领土争议埋下隐患。
这一法理论证不仅得到美国代表团的认可，更直接影响了《开罗宣言》的文本表述——最终宣言明确“日本自中国人所得到的所有领土，比如满洲、台湾及澎湖群岛，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而非模糊的“日本放弃相关领土”，从根源上杜绝了 “国际托管”“第三方介入”等风险，为中国战后收复领土提供了坚实的法理支撑。
（二）文本把关：主导关键条款的文字起草与精准表述
在《开罗宣言》的文本起草阶段，王宠惠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精通英、法、德等多国语言）与法律文书撰写经验，全程参与核心条款的文字打磨，确保中国利益在文本中无歧义、无漏洞。 据史料记载，会议初期美方提出的宣言草案中，对台湾归属的表述为“日本应放弃在台湾及澎湖的统治权”，未明确“归还中国”；英国草案则进一步弱化表述，仅提及“台湾及澎湖的未来地位应待战后协商”。王宠惠发现这一问题后，立即与中国代表团商议，并直接与美方起草人员沟通，提出三点修改意见：一是必须明确“归还主体”，即在“放弃”后补充“归还给中华民国”，避免文本歧义；二是界定“领土范围”，将“台湾”与“澎湖群岛”并列，防止英国以“澎湖系独立群岛”为由割裂其与台湾的主权关联；三是强化表述效力，使用 “应该归还”（shall be restored to）这一具有强制倾向的法律用语，而非“可考虑归还”（may be considered for restoration）等弹性表述。
经过多轮沟通，美方最终采纳了王宠惠的修改建议，英国也因无理、无法反驳文本的法律严谨性而妥协。可以说，《开罗宣言》中关于中国领土主权的条款能够精准、无漏洞的表达，王宠惠的“文本把关”作用至关重要，体现了高水平的法律人在国际谈判中“细节决定成败”的专业价值。
（三）外交协调：争取美国支持以平衡英国立场
在开罗会议的大国博弈中，王宠惠清晰认识到美国的态度是影响谈判结果的关键，因此主动展开针对性的外交协调，争取美国对中国立场的支持，最终打破了英国的“模糊化策略”。
一方面，王宠惠利用其与美国法学界、外交界的旧交，以“私人沟通”的方式传递中国诉求：他向美方强调，若《开罗宣言》不能明确台湾、澎湖归还中国，将严重打击中国民众的抗战信心，可能导致中国战场“战力削弱”，进而影响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计划——这一表述精准击中美国 “需要中国持续对日作战、一定要拖住日本”的战略诉求。另一方面，他向罗斯福总统提交《关于台湾、澎湖主权归属的法律意见书》，系统梳理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及国际法依据，为美方支持中国立场提供了专业支持。
罗斯福总统最终采纳了王宠惠的意见，在美英协商中明确表示 “美国坚决支持台湾、澎湖归还中国”，并施压英国接受这一表述。可以说，王宠惠的外交协调并非“单纯争取支持”，而是基于对美国战略利益的精准判断，通过“法理说服+利益绑定”的方式，将美国的战略需求与中国的主权诉求相结合，实现了大国博弈中的“借力平衡”。
（四）延伸关切：推动小笠原群岛等地位的适当安排
除核心的台湾、澎湖问题外，王宠惠还着眼于战后东亚地缘安全，对小笠原群岛等日本侵占的太平洋岛屿的处置提出建设性意见，体现了其“全局视野”。
小笠原群岛位于太平洋中部，是连接日本本土与南洋群岛的战略节点，二战期间被日本用作军事基地，对美国太平洋舰队构成威胁。在会议协商中，英国曾提议“战后由英国托管小笠原群岛”，以扩大其在太平洋的影响力；美国则希望将其纳入“美国军事管辖范围”。王宠惠在分析利弊后，向美英提出建议：小笠原群岛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后扩张”攫取的领土，且二战中成为日本“侵略基地”，根据“侵略所得领土应剥夺”的原则，其战后地位应“排除日本重新管辖”，可由反法西斯同盟国共同决定“暂由美国托管，待战后成立国际组织后再明确其地位”。
这一建议既符合美国“削弱日本军事存在”的需求，又避免了英国独占该群岛，同时为后续联合国托管制度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最终美英采纳了这一方案，小笠原群岛战后由美国托管，1968年根据《美日返还小笠原群岛协定》归还日本（但需接受美国军事存在限制）。王宠惠的这一贡献，不仅体现了其对东亚地缘安全的精准把握，更展现了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成员，在全球战略问题上的建设性参与能力。
（五）能力支撑：专业素养与外交智慧的综合体现
王宠惠的上述贡献，本质上是其“国际法专业能力+跨文化外交智慧+核心利益坚守”的综合体现。他的国际法知识为中国立场提供了“合法性背书”，避免了谈判陷入“政治口号之争”；他的外语能力与法律文书经验确保了中国利益在文本中“精准落地”，防止了“文本陷阱”；他的外交协调策略则在大国博弈中“找到最大公约数”，实现了“以最小代价争取最大利益”。
更重要的是，王宠惠始终坚守“核心利益不让步”的原则 ——在台湾、澎湖归属问题上，他拒绝任何“模糊化”“拖延化”的方案，即使面对英国的巨大压力也毫不动摇；同时又保持“灵活协商”的态度，在小笠原群岛等非核心问题上适当妥协，为核心利益的实现创造条件。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谈判风格，不仅是他个人外交智慧的体现，更为后世中国参与国际谈判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参考。
王宠惠参与《开罗宣言》的实践，不仅是近代中国外交的成功案例，更蕴含着跨越时代的智慧。当代中国外交若能从其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将“以法护权、策略协同、内外统筹”的思路转化为外交实践，必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更好维护我国国家主权与发展利益。作为天津大学法学院的师生，更应当从王宠惠校友参与开罗宣言的起草和谈判中的经历和经验，学习他的爱国精神和精准思维，从中受到深刻教育和启发，从而增强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工作能力，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做出自己的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