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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报特稿】大学文化:探寻“所谓大学——北洋大学堂初创时期校友著作展”

作者:校报编辑:赵晖 张雪婷来源:校报

展览简介

2025年9月30日,由天津大学图书馆、校友与基金事务处联合主办的“所谓大学——北洋大学堂初创时期(1895—1900年)校友著作展”(下文简称“展览”)在北洋园校区郑东图书馆开幕。展览系为庆祝学校成立130周年举办的专题文献展。“所谓大学”四字,取自1895年清光绪皇帝御笔朱批的创校奏折中“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一句。是年10月,北洋大学堂在海河右岸、梁家园南创建,办学近五载,此一时期可谓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的初创时期。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要求“注重收藏本校以及与本校有关的各类型载体的教学、科研资料与成果;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为全面收集、永久保存、突出展示天大人的学术成果和思想创见,图书馆于1996年启动“天津大学文库”建设专项,收藏并研究天津大学师生、校友的图书著作与文献资料。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天津大学文库建设更多一层“以文证史”的意义。

此次展览由图书馆“天津大学文库”工作组具体策划,是其关于北洋大学堂早期校友著作收藏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展示。展览设定“兴学渤滨”“学子问津”两个内容板块,分别介绍341位北洋大学堂初创时期校友的生平、事迹、著作与成就。展览形式为文献实物与图文资料相结合:文献实物为天津大学图书馆馆藏的相关校友著作,包括书籍、文章、信函等类型,合计约200种;图文资料6万余字,主要援引策展团队成员撰写的《庚子前北洋大学堂师生史迹与文献初编》手稿。

庚子前校友史迹长编作品登记证书

“八国联军”1900年入侵校园,北洋大学堂初创时期档案尽毁。此次展览的意义,主要在于澄明此一时期学校的本真样貌与教育成就,进而展现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轫时期,为国家建设和学术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望前以应后

——听策展人讲北洋大学堂

初创时期校友著作展

文/王锴 方在庆    摄影/姜宝成

体会司马迁之忧乐

1925年,北洋大学新任校长刘仙洲到任不久便“穷治校史”,不仅考定学校的成立日期为1895年10月2日,还主持编写了《国立北洋大学卅周年纪念册》。该《纪念册》卷首,不无伤感地说明道:本校1900年前的档案毁于战火。1895至1900年间的教师和学生,仅能依据1897年刊印的一份名录列出部分。名录编制时已经离职的教职员,之后新聘的教职员、入学的新生,以及当时的学生如何分班,均无法查考。

2024年11月看到这番话后,我们随即明确了工作方向——要尽量找全他们,把他们的著作整理出来,把他们的成就讲述出来。利用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藏胡栋朝家书、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图书馆藏丁家立手稿、阿肯色大学图书馆藏德雷克信函等海内外历史档案,《直报》《国闻报》《申报》《字林沪报》《香港华字日报》等晚清报刊,以及学人整理、发表的相关历史文献与研究成果,我们于2025年4月编出包含学生分班信息的《1900年前北洋大学堂校友名录及其著作列表》,在1990年版《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基础上,增补1900年前教职工24名,学生108名;检出相关校友图书著作约300种,购置包括德雷克(Noah Fields Drake)绘著1900年首版Map and Short Description of Tientsin、丁家立(Charles Daniel Tenney)著1904年版Geography of Asia、胡栋朝著1905年首版《中国铁路指南》、王建祖译述1911年首版《银行学原理》、王宠佑著1912年首版Bibliography of the Mineral Wealth and Geology of China、伍廷芳著1914年首版America, Through the Spectacles of an Oriental Diplomat、陆尔奎主编1915年首版《辞源》、方若著1920年首版《校碑随笔》、张奎著1934年首版《学庸新义》、关应麟编注1936年版《伊索寓言》、王宠惠亲笔题字钤印本《困学斋文存》等珍稀文献近百种,纳为图书馆专项特藏。

“新考”增补师生人数柱状图

2025年4月至8月,我们为学校初创时期的97位校友撰写传记。传记的内容,大多呈现于本次展览。至于传记的笔法,司马迁在《史记》中做出了伟大示范,那就是:卓越的历史叙事,应以史实为骨架,以文辞为血肉,方能构成一具有机体;而唯有一族有机体彼此关联,才可能绘制出一段往昔的完整图景。我们虽深知自身学养贫瘠,但见贤思齐,努力去追求司马迁的抱负,在这过程中,也体会到了司马迁的忧与乐:

当我们记下矿务科教习德雷克制作的加州石膏地形图,被德国士兵拿去装饰厕所;记下汉文教习陆尔奎为编纂《辞源》,“积劳之后,双目遂盲”;记下第一个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严锦榕,本应大有作为,却不幸因病如流星般迅速陨落于历史,内心何其哀伤!

德雷克(1864—1945年)

当我们记下总教习丁家立不顾个人安危,与50多名来不及逃难的学生同吃同住在战火包围的大学堂;记下辛亥革命南北议和,在终结中国两千多年帝制的历史时刻,五位从北洋大学堂走出的关键人物风云际会,共商共和;记下年近九十的张奎,六十年前便已发出倡议,以“中国哲学拯救现代科学片面发展的弊害”,内心何其感叹!

北洋大学建校四十周年之际确立的校歌唱道:“望前驱之英华卓荦,应后起之努力追踪。”“望”蕴含有仰望、渴望之情,“应”取意于感应、响应之间,饱含“温情与敬意”。相似的价值追求,亦在我国高校图书馆界关于大学文库建设的共识宗旨——“以彰前贤而励后学”——中得以体现。

天津大学文库工作组以文献为中心,在北洋大学堂1900年前档案资料极度匮乏,晚清民国史料芜杂且真伪难辨的双重困难中,依凭最基本的索引方法,努力寻访学校初创时期的校友著作。略有所得后不揣谫陋,策划本展。虽深感力所难逮,但每思及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兴学”“问津”,便不敢畏难怕错,裹足不前。愿抛砖引玉,望求证方家。

兴学渤滨

1895年4月,因甲午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万众义愤,举国图强。9月,深知“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盛宣怀,将酝酿已久的创办新式学堂的计划落实为《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禀请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上奏光绪皇帝。10月2日,光绪皇帝御笔朱批“该衙门知道”,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诞生。

展览上部“兴学渤滨”,分别介绍、展示7位掌校人、11位外籍教职员、31位中国教职员的生平与著作。其中,最值一书者,当属美国阿肯色大学图书馆收藏并授权本展览展出的北洋大学堂矿务科教习德雷克1898—1900年间写给其博士导师,美国地质学会前会长、斯坦福大学第二任校长布兰纳(John Casper Branner)的25函书信,内容涉及德雷克在天津的教学科研工作与日常生活见闻。

德雷克致布兰纳函(复印件)

“德雷克致布兰纳函”生动揭示出北洋大学堂矿务科创办之初的教学、实习与科研情况。譬如,1898年4月30日函记载,德雷克曾在北洋大学堂建立一所小型地质博物馆,收藏有德雷克捐赠的三四百件岩石与化石标本,天津工部局捐赠的百余件煤铁矿石与岩石标本、75件装裱好的鸟类与哺乳动物标本,以及德雷克读博期间制作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浮雕地形图——绘有等高线、图例、照片,可用于教学。

北洋大学堂1895至1900年间培育的学生中,后从事矿冶行业者如王宠佑、谭天池、吕逢镳、张玉昆、关景燊、江顺德等,大都应接受过德雷克的教导。1935年,首届毕业生王宠佑在《北洋周刊》“友声”专栏发表回忆文章,记述“每于暑假期内,从外国教授Drake氏,赴矿山看矿,研究地质。长途跋涉固甚劳苦,此不仅于学业可以孟晋,而于身体健康亦收锻炼之功。”

西沽复校后,德雷克于1905年重回北洋大学堂任教。1911年返回美国,受聘于斯坦福大学,教授经济地质学。

学子问津

1895年秋,北洋大学堂在香港、上海、天津三地招得首批学生百余名。依据入学前的考试成绩和入校后的学养考察,此百余学生被分入二等学堂三班、二等学堂二班、二等学堂头班、头等学堂四班。1896—1900年,北洋大学堂仅在每年春季招二等学堂四班新生。

北洋大学堂的“班”,可作今日“年级”的概念来理解,即一个年级仅一个班。每年农历年底,举办升班大考,由二等学堂四班向头等学堂头班依序晋升。二等学堂、头等学堂均不按专业分班,头等学堂高年级班的学生跟随不同的专业课教师分科学习。

出于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建设的需要,1897年秋、1898年春、1900年春,北洋大学堂先后开设三个铁路专班,时称“北洋大学堂卢汉铁路学堂”。铁路学堂内部升班,与头等学堂、二等学堂无交集。

1900年夏,北洋大学堂因“庚子之乱”停办。其时,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有4个班在学,铁路学堂有3个班在学,合计11班在学。头等学堂首班学生已于是年初毕业离校。

展览下部“学子问津”,分班介绍、展示292名学生的生平与著作。其中,最值一书者,当属广州市海珠区文物博物管理中心收藏并授权本展览展出的著名铁道工程专家、首届工程科(Civil Engineering)毕业生胡栋朝1896—1900年撰写的27封家书。如同德雷克信函,胡栋朝家书亦揭示出众多北洋大学堂工程科创办之初的教育详情,并明确了首届毕业班获授文凭的具体日期为1900年2月27日。

胡栋朝家书

被一个展览留在天津

科技史、科技哲学著名学者,爱因斯坦研究专家方在庆教授今年10月23日、24日参观展览后,随即撰写随笔《被一个展览留在天津》。文章情真意切,摘录于下:

刚从天津回到北京。原本昨天晚上就该到家的,却因为一个展览、一位初识的朋友,多留了一晚。

这次应郭元林教授之邀,到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昨天上午作学术报告,下午参加两位博士生的开题报告会。晚饭前还有一点时间,便去图书馆看看。本来只想转一圈,不料在一楼被“所谓大学”四个大字吸引住了。

这是一个关于北洋大学堂初创时期(1895—1900年)的校友著作展,分“兴学渤滨”与“学子问津”两部分。从甲午战败后的创办,到庚子年间因八国联军入侵而被迫停办,不过短短五年,竟牵出这么多人物、这么多故事。许多名字原本熟悉,却不知道他们曾在这里读书。一册册著作、一封封书信看过去,才发现那些后来走上不同道路的人,早年竟有过这样一段交集。

尤其让我停留的,是首任总教习丁家立的故事。1900年,北洋大学堂校舍被德军强占,成了兵营,后来连校址也被划入德租界。丁家立亲赴柏林交涉,终于向德国政府索得海关银五万两,用于学校重建。1903年,北洋大学堂在西沽重新开课。

这位美国人参与创办的学校,办了五年便遭此劫难。他没有就此离开,还要远赴柏林,为它讨回一点重建的本钱。读到这里,很受感动。我以前对丁家立所知不多,这一次,恐怕很难忘记他了。

恰好遇到主持策展的王锴老师。他给我们讲展览背后的故事:一条线索是怎样找到的,一处旧说为什么有误,几份看似不相干的材料又如何接到了一起。有些展板,我刚才已经看过,听他一讲,才知道自己漏掉了多少东西。

策展人在开幕式向来宾讲解展览

越听越不想走。晚餐时,终于决定:再住一晚,明天接着看。

当晚,王老师把自己写的一篇北洋早期校史长文发来。先吸引我的是文字,简练、干净,读得出古文的底子。再往下读,才见出他在材料上花的工夫。等读完,已近半夜,倒觉得多留一天还未必够。

他原是学工科的,因为爱好,走进了校史研究。搜集资料,核对人名,辨析年代,纠正沿袭已久的讹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知道这些事情最费时间,也最不容易显出功劳。展板上短短几行字,背后可能不知翻过多少书,走过多少弯路。

王老师还带我看了他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珍贵资料,话题不断岔开,总觉得哪一件都还可以再谈一会儿。他还带来一位刚入学的研究生刘张懿菡,本科也在天大读理工,曾协助他筹办展览,已经写了不少有关大学历史的文章。她随后把几篇文章发来,等我静下心来再细读。

天津离北京这么近,以前也来过多次。这回临走,却有了些话没说完、书没看够的惦念。好在来日再访,也并不难。

本版责任编辑:赵晖

学生编辑:张雪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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