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以下简称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生态环境法典实施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配套制度建设？基层执法还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环境法学专家，并刊出基层执法人员的心声，以飨读者。
◆本报记者陈媛媛
8月15日，备受瞩目的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天津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佑海作为全程参与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专家，对立法逻辑、制度创新及实施路径有深刻见解。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孙佑海，请他阐释生态环境法典实施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配套制度建设。
中国环境报：您曾提出“统筹立改废释，推进配套制度建设”，并建议建立动态评估与定期更新的长效机制。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际，您认为当前最紧迫需要推进的配套制度有哪些？
孙佑海：生态环境法典采用适度法典化模式，将10部环境保护法律通过编订纂修全部纳入法典，并将有关生态要素、生态系统和循环经济、节约能源等20余部法律，择其要旨、要则纳入生态环境法典之中，继续保留并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既要确保其引领性、权威性、稳定性，以统一的原则规则破解治理碎片化难题，又要充分发挥单行法差异化精准治理功能，保持法律体系的兼容性和衔接性。
由此可见，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后，在可见的将来，在污染防治领域，不大可能再制定相关的单行法律，而主要以行政法规、规章、环境标准、规范性文件以及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来体现环境管理的政策和要求。
生态环境法典出台后，及时推进配套立法是保障法律有效实施的前提。配套立法工作必须以实现法律体系融贯为目标统领，坚守依法立法、及时高效、配套适配、系统协同的原则，统筹国家与地方立法层级，一体推进法规废止、修改、新立3项工作。
配套立法的覆盖范围一般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生态环境法典明示授权的配套事项，也就是条文中写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本节规定制定”等情形，属于法定的配套规范；第二类是生态环境法典隐含需求的配套事项，即生态环境法典确立的新型制度、基本原则、统一法律概念等，需要通过下位立法进一步明确适用边界、裁量标准和部门权责，以保障制度的统一适用。
例如，《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要求，开展重点监管新污染物环境现状调查评估，动态更新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以及防控措施，实施一批协同治理示范项目，不断深化新污染物治理；要求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在解决好碳排放“怎么算”和“算得出”的基础上实现“算得准”，进一步夯实碳排放统计核算基础。积极推动碳足迹数据和标准体系建设，健全碳标识认证和管理机制，丰富产品碳足迹应用场景，妥善应对涉碳贸易壁垒，推动涉碳标准规范国际衔接互认，助力形成绿色低碳供应链和生产生活方式。很显然，这些领域都需要制定配套的规章和相关规范性文件。
再例如，生态环境法典设立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专章，明确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这意味着要加快制定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的行政法规。
对于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框架，生态环境部应当进一步细化配套规定，完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标准体系，持续指导地方做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例实践，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得到及时、科学、有效修复。
中国环境报：生态环境法典构建了行政、民事、刑事“三位一体”的责任体系，并强调了公检法司的协同配合。在实施阶段，您认为应如何打破部门壁垒，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公益诉讼等制度在基层执法和专业化审判中发挥最大效能？
孙佑海：这个问题切中了生态环境法典实施的关键。生态环境法典第33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协同配合，建立健全案件移送、信息共享等机制，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这一规定明确了有关国家机关之间的协同义务，界定了协同配合的具体要求和依法追究法律责任的内涵，对于遏制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形成生态环境治理合力具有重大意义。打通部门壁垒，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公益诉讼等制度发挥最大效能，我认为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系统推进。
一是构建行政与司法常态化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线索移送、成果共用。在行政协同方面，福建等多地广泛推行“林长／河湖长+法官”工作机制，实现了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的线索双向移送与信息共享，使行政执法中发现的违法线索及时进入司法程序，司法裁判中暴露的监管漏洞也能迅速反馈给行政机关，形成执法与审判的良性互动。通过常态化的沟通协调，能够确保案件移送、证据调取、修复执行等环节紧密衔接，提升基层办案效率。
二是强化专业技术协同。在专业技术协同方面，最高人民法院与生态环境部联合推动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建设，地方环境资源法庭普遍引入生态环境专业技术调查专家制度，有效破解了生态环境案件“鉴定难、鉴定贵”的技术难题。通过建立环境司法技术咨询专家库、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审理等方式，能够为专业化审判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降低办案机关对复杂环境损害事实的认定门槛，也让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的诉请更加精准、权威。
三是善用司法建议机制，延伸审判功能。诸多法院在裁判后，针对案件暴露出的监管漏洞向行政部门制发司法建议，推动完善跨部门长效协同机制、强化普法宣传、健全监管体系，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内蒙古自治区包头铁路运输法院在审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后，向辖区内多个林业和草原局发出司法建议，围绕跨部门协同、完善监管等提出方案并获采纳，从源头上减少环境违法，真正实现“审理一案、治理一片”。
中国环境报：在当前的“双法源”格局下，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仍存在法条交叉重叠、追责尺度不一以及制度适配性不足等现实问题。面对这些“硬骨头”，您认为，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部门应如何准确理解和适用这些新规，以有效化解法条冲突，避免基层执法和审判陷入“无所适从”的困境？
孙佑海：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要认识到生态环境法典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律，一定要确保其纲领性、权威性、稳定性，以统一原则规则破解治理碎片化难题。
生态环境法典第1239条还规定，其他法律对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领域有具体或者进一步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正确理解这一条，要明确以下4点：一是在污染防治领域，不需要再制定其他的单行法律，对于实践当中急需、需要作出具体规定或者进一步规定的，可以以行政法规、规章、环境标准和地方性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方式加以体现。
二是对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领域，总体上应当遵循生态环境法典，但是，如果有需要作出具体规定的，可以再考虑制定其他的单行法律。
三是对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环境保护相关的领域，如果客观上有迫切需要，需要作出进一步规定的，可以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立法计划、规划，考虑安排制定其他的单行法律。但是，无论是制定具体的规定还是作出进一步的规定，都不得与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的原则相违背。
四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尊严，应当强化法律之间的协调，防止法律之间出现矛盾冲突。
为此，应当不断地进行法规清理，确保法律之间的协调统一，实现法律体系的融贯发展。
孙佑海
原文链接：http://tg.tju.edu.cn/cm-sites/pms/index.html?paramsUUID=5cb8d75c_2cc8_4e47_b87e_69729d05c618#/view/editor/editor/webEditor/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