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强新时代校园廉洁文化建设，进一步传承弘扬“天大人”的家国情怀与优良家风，在迎接建校一百三十周年之际，天津大学开展“百卅荣光·我的家风故事”主题征文活动，得到广大师生校友踊跃投稿。学校新闻网将陆续刊登一等奖获奖作品。愿这些真挚的故事激励师生校友在新征程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优良家风、传承天大品格，共同书写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北洋大学的“三严”“家风”
我于1930年3月9日出生，今年95岁。1948年我考入北洋大学工学院机械系，1952年毕业后，我一直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及其前身任教直至退休。在母校学习的4年里，我受到了“实事求是”校训的熏陶，北洋大学的“三严”“家风”（从严治校、从严治教、从严治学），使我久久难忘。适逢母校130周年校庆征文活动，我欣然命笔，将我亲身经历的几桩北洋大学的故事，忆述于后。
2015年120周年校庆之际，作者于原北洋大学校门前留影
从严治校
我入学时的工学院院长是李书田教授，他不仅是著名的土木工程专家，而且是出了名的从严治校的教育家。早在我入学前，我的二哥（1937年考入北洋大学）就对我讲过李教授的“严字当头”。我一入学，就感受到了“严”的氛围。学校宣布：一年级每个月进行一次全年级数、理、化三门课的统一考试；一年级末的期末考试，学生只要出现一门课不及格就要退学，无补考。这对我们这些刚入学的新生，真是如“晴天霹雳”，人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怕失掉了好不容易考上的名牌大学。同学们都紧张地学习起来，怕被退学。一个月后，第一次统考来临了。考试采用“会考”方式，全年级集中在月末2天进行，考场打乱原来的分班，按学号入座，非常严肃。尤其是李书田院长亲临考场监考，更是如同“雪上加霜”，使原本紧张的氛围更加浓重。李书田院长不仅参加监考，而且还在考后于楼道中与学生攀谈，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我就是这时第一次与他零距离接触的。他的这种以身作则和“严进严出（进校录取考试要严、出校毕业考核要严）”的从严治校理念，一直影响着我。多年之后，我在担任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期间，我仍不忘李书田院长的教诲，从严治校。我给自己规定了三条要求：每学期开学必进教室听课，以检查教学秩序；逢期末必进考场监考，以督导执行考场纪律；逢期中必进行期中教学检查，通过听课及学生座谈会，检查提高教学质量情况。由此可见，北洋大学“从严治校”的“家风”影响深远。
2015年120周年校庆之际，作者（右3）与校友于原北洋工学院南大楼前合影
从严治教
我入北洋大学时的机械系主任是潘承孝教授，后来，他曾任天津大学教务长、河北工学院院长等职。潘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汽车工程专家，他曾参与了我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长春）的创建工作。我在三年级时，他给我们讲内燃机课，他讲课深入浅出、联系实际，深受欢迎。潘教授虽然自身行政事务工作繁忙，但他仍严格要求自己，从严治教。他认真备课，讲课时板书、板图、口语表达一丝不苟；他还创造性地运用小测验的方法测试学生是否“学到手”，来不断检验自己的教学效果。潘教授每周都要在课堂上进行一次小测验。开始讲课前，他让学生拿出一张空白纸，他口述一两个小问题，学生答在纸上交给老师。而在下一周讲课时，他则针对学生的答卷进行总结及点评。他提出的测验题都是一些没有现成答案的启发性思考问题，例如，讲内燃机的燃烧室设计时，他没有讲柴油机，但出的测验题却是：如何设计好柴油机的燃烧室？这样的测验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又检验了自己讲课的教学效果，一举两得。后来，我做了教师，也以潘教授为榜样，在讲课时给学生留思考题，并于课后组织答疑，讲好每一堂课。我常对我带的研究生和年轻教师说，我曾听到一位学生讲道：“老师讲一门课可能会讲几十遍，若一堂课未讲好，可以总结提高，下次再讲好。但是我们学生可能一辈子只听这一次，不可能再听改好的课，所以请老师们必须全力以赴讲好每一堂课。”潘教授对学生高度负责，爱生如子，北洋大学的师长以从严治教的“家风”深深影响了我。
2015年120周年校庆之际，作者于原北洋工学院北大楼热工学课教室原座位上留影
从严治学
沈文瑜副教授是抗日战争初期北洋大学西迁之后的毕业生，留校后一直从事工程制图课的教学工作。我入学后，他给我们一年级讲工程制图课。我和同学们都在他的影响下，从严治学。这门课一开始是学写仿宋字，因为绘图时的注字都要用宋体字。他不仅教我们怎样沾墨水、怎样用笔，而且教我们怎样掌握写仿宋字的要领。他对学生非常严格，第一堂课留的作业是写一篇仿宋字，我从在图纸上用铅笔打方格开始，一个一个字地写，费了很大劲儿才写完一篇。但是，沈老师审阅后说：“写得不合格，你要重新再写，直到合格为止。”就这样，我重写了好几遍，才得到沈老师的认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什么叫“从严治学”。我后来做教师带学生做毕业设计时，经常对学生讲：“图纸上的一条线，工人师傅一身汗，国家的财产千百万。”学生绘制施工图，我要求他们反复审核，不能有丝毫差错。我就是这样向沈老师学习, 传承北洋大学从严治学的“家风”的。在我的同学中，锻造自己从严治学最典型的是雷程远，他是天津解放前的地下党员，曾任天津大学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天津理工学院院长。雷程远与我同班，同住一个屋，虽然他时任校团委书记，但他挤时间刻苦学习，学习成绩好，而且要求自己严格，是我们的榜样。二年级时我们学一门热工学课，讲课的孙确基教授每次讲课后，均留作业，学生要做比较多的习题。我们同屋住的4位同学，除雷程远之外的3位，在上热工学课的当天晚上，都在宿舍里紧张地“拉计算尺”做计算题，赶作业；而雷程远却坐在那里，边看书及笔记边思考，冥思苦想，没有做作业。我们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搞懂概念，今天课堂上孙教授讲了热工学中最有名的难点，‘熵’和‘焓’，你们搞懂了吗？不要做作业的奴隶。概念是基础，彻底搞懂了概念则一通百通，再做应用概念的习题会迎刃而解。我们是在做学问，不是赶作业，不能有半点虚伪马虎。”我们都向他学习严谨治学。后来我任教师之后，也经常向学生讲“不要做作业的奴隶”，还对学生的论文逐字批改，以言传身教来传承北洋大学从严治学的“家风”。
1950年抗美援朝“参军参干”同学与校团委会成员于校园内合影(三排左5戴眼镜者为校团委书记雷程远，右2为作者)
上述北洋大学的“三严”“家风”，就是我国第一所现代大学130年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一定要将这样的“家风”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祝母校兴旺发达，再创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