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自觉肩负兴学强国使命，探索挽救国家危亡的强国道路。在党的领导下，甘于牺牲，爱国奉献是天津大学优良的革命传统，更是兴学强国使命和精神的具体表现，经过130年的凝塑，已然成为怀着深厚家国情怀的天大人内在的品格和价值判断。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伟大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作为天大人价值塑造和品格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滋养和宝贵资源，永远激励青年学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北洋大学堂
抗日爱国的校园——走出不惧生死的师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悍然侵略我国东北。面对国家危亡，北洋大学义愤填膺地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接收多名辗转飘零的东北大学失学学生。当年书生意气，一朝救国斗士。北洋代理院长、教务长王季绪阐言，“言救国须工业，但救国之最低限度为保全领土”，通电全国，呼吁政府出兵抗日，毅然以绝食抗议。北洋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赴北平请愿，赴南京请愿，当面向蒋介石递交了抗日救亡请愿书。北洋师生生死决绝地践行“要实地把中华改造”的强大信念，呼吁抗日救国，推动社会觉醒，其宏大决心和气魄在御辱爱国的抗日救亡活动放射耀眼的光芒，发挥着独特的启蒙启智作用，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
日本侵略者在侵占东北后，加紧了对华北的争夺，国民党政府昏聩，领土渐失，民族生存危机日趋严峻。1935年，日军将侵略魔爪伸向整个华北地区。6月，察哈尔省主权在中日《秦土协定》中丧失。在日军胁迫下，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随后，国民党政府华北代表何应钦与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国民党实际上放弃对华北的行政管辖，取消了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出了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了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了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为加快实现鲸吞华北图谋，日军策动“华北防共自治政府”，不断制造“华北五省（指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联合自治”“华北五省独立”的事端，引起平津师生的强烈愤慨。“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在此期间，以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为核心的北洋学生自治会恢复活动，许多同学参加进步团体、阅读进步报书和社会科学书籍，探索挽救国家希望和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在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带动下，北洋学生开展宣传、进行募捐，支持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支援二十九军喜峰口抗战、支援冯玉祥抗日同盟军察北抗战，同时号召抵制日货、开展反对日商武装走私的斗争，迎接抗日救亡新高潮的到来。
实事求是的学校——走出矢志不渝的学子
面对华北危局，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以坚决的抗日救亡主张照亮了民族精神，引燃了中华民族的希望。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国人民总动员，起来抗日救国，得到教育界、知识界等全国各界人士热烈拥护。平津学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11月1日，平津十校学生自治会共同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在民族危亡时刻发出抗日救亡呐喊呼号。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反对日军入侵华北，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内战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其后各地学生响应声援，迅速演化为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次被称为一二·九运动的创举，迎来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8日，天津学生举行“一二•一八”大游行。图为北洋学生参加大游行。
北平学生的爱国壮举震动全国。天津学生立即响应，消息传到北洋大学，同学们心情极为振奋，北洋学生走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爱国学生与垂危的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同迎接时代思想与革命洗礼。
北洋历来是革命的先锋。北洋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响应北平同学的行动，加强与法商学院等天津各院校联系，积极筹备响应行动。在北洋学生会的倡议下，召开了天津各大、中学的学生联谊会（即天津学联），决定在12月18日上午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学联接受地下党员、法商学院教授杨秀峰等提出的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需要，争取宋哲元抗日的建议，口号中不再提“打倒宋哲元”。
天津各校行动起来了。在党的领导下，北洋大学会同天津各校商定举行一二·一八示威大游行。12月18日，天津学生冲破国民党当局禁令，走上街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大家到操场列队，整队出发。刚出校门，天津工商学院及附近其他学校的同学们也列队前来相接，于是汇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市区进发。”这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根据北洋学子钱万生（宗群）的回忆，“北洋大学全校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师生参加了，有三百多人。来自法商学院、河北工学院、河北女子师范学院及多家中等学校，他们先后冲破学校的阻挠，汇集在大经路、金钢桥头。北洋大学的队伍在北路大队的前列。”
队伍行进到金钢桥，遭遇桥上荷枪实弹的保安队军警士兵的拦截。“同学们手挽手，再加上不断劝说，虽然不少人挨了枪托，但终于冲破他们的封锁线。”虽然有同学受了伤，但学生们冲上了金钢桥与南路的南开大学在桥上最终会合了。“南路队伍向后转，两路大军通过金钢桥。全部游行队伍有几千人，在官银号发传单、讲演、进行宣传。同学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汇合后的多家天津学校决定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即天津学联），并选举出由北洋大学、南开大学和法商学院三校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天津学联发表了抗日宣言和通电，决定举行天津学生总罢课。在北平学生联合会（北平学联）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学联）的基础上，组建了平津学生联合会，平津学生运动由此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影响波及全国。
平津学生联合会也注重与南方的学校加强联系。北洋学生马龙翔也是到南方学校联络的一份子。他回忆“在1935年的严寒时节，我和其他两个学校的学生代表，以平津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到南方去串联。我先去南京金陵大学，后到杭州的浙江大学。这些学校的同学也正在卷入这场运动，并且遭到当地反动当局的压制。事实上，除北平及天津外，杭州、上海、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济南、重庆等三十余个大城市的学生，都相继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党领导下的一二·九运动，全面揭露出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阴谋，有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爱国奉献的学校——走出胸怀家国的学子
青年学生的斗争与广大工农的斗争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发挥更大的伟力，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青年要走出城市，转向工厂、农村、特别是深入附近的农村进行宣传动员，到工农群众中间去。
平津学联根据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学生深入农村，扩大抗日宣传，决定于1936年1月初，组织平津两市学生举行南下扩大宣传。北平学联的组织动员工作从1935年12月下旬启动，准备到北平西南各县农村去宣传抗日救亡。天津学联决定积极参加。北洋学子徐达本就是其中一位参与组织者，“当时，我是学校（北洋）学生会的干部，负责校际联络工作。寒假期间，我串联了天津各大、中学，准备统一行动。北平学联向天津学联建议，在寒假期间联合组织南下学生宣传团，拟以徒步下乡的方式，发动抗日救国的新浪潮。天津学生立即响应了这个建议，认为它不仅能够反击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学校当局瓦解学生抗日运动的阴谋，同时也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深入农村、唤起农民参加抗日的好机会。……两个地区的学联共组织了4个宣传团（第一、二、三团由北平学生组成，第四团由天津学生组成）。”
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由此建立，斗争目标和内容是组织学生到河北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天津学生五百多人组建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线南下，到河北农村向农民作抗日救国宣传，定于1936年1月1日晨起出发。
1936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示，平津学联成立南下扩大宣讲团，下设四个分团，天津学生以北洋学生为主组成第四分团，深入河北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图为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讲团在行进中。
北洋学生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会上决定除留守人员和即将毕业的同学外，一律参加。出发当日，天津各校均遭到军警包围阻挡，北洋学生从宿舍后面溜出，经北运河过冰疾行，向杨村集结。天津以北洋学生为主组成的第四团约250人，其中北洋学生166人，于1月1日早晨出发。从天津徒步经武清县、安次县、永清县。北洋学子钱万生任当时第四团三大队的副队长。根据他的回忆，“第四团按年级编队，共组成4个大队，大队下设小队，作为基本宣传单位。当时我任三大队副队长。大队行进的路线是武清、安次方向。队伍沿途进行宣传，结合群众感受，讲解抗日救国道理，他们是受欢迎的，还有的群众喜欢听救亡歌曲，所以同学们一进村就唱了起来。‘中华民族二十年哪，九月十八那一天哪，关东起狼烟……’‘二月里来呀龙抬头哪，宋哲元坐了外交楼，几千里地都归洋人管……’”
南下扩大宣讲团第四分团在农村召开村民大会，进行抗日救国宣传。
队伍徒步行进中，规模也不断壮大，陆续有来自天津法商学院、汇文中学的同学赶来加入，行进中的目标也从到安次县调整为到固安县与北平的队伍汇合。经过一周的行进，第四团于1月7日到达固安县。在钱万生的回忆中，“这一周的农村生活，是对全体同志一次艰苦的锻炼。正当数九寒冬，狂风怒号。步行数百里，有时白天吃不上饭，喝不到水。晚上睡在破庙里或者小学校的干草铺上，但大家硬是挺了下来。”
同学们向沿途村庄的农民进行形式多样灵活的宣传，向他们讲述停止内战，国共合作才能共同抗日的道理，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日本侵略军政策。“我们每进一个村庄，就向群众唱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我们还组成了话剧团，表演自编节目，受到了各村民的欢迎。”
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第一、二、三、四团会合于固安，召开了宣传团全体大会，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短暂停留后，宣传团做出了继续南下的决定。
南下扩大宣讲团第四分团在目的地河北固安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北洋学生所在的第四团，派出丁仲文等10位同学和来自法商、汇文的6位同学继续南下，其他成员于1月12日返抵学校所在地天津。根据北洋校史记载，“北洋学生南下宣传，原计划到固安县为止，因大队人马继续南下，有很多实际困难，经讨论决定，派张多疆（丁仲文），陈垚德（陈志远）、林心贤、孙景芳、刘讷、冯有申、于奇（于大章）、贾克昌、高不危等十人随北平同学继续南下，其余同学返校，继续南下的同学经过一番周折，到达保定进行宣传。”
平津学生南下宣传，意义重大。参加宣传的学子深切地感受到，“学生斗争和工农斗争的结合，使抗日救国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学生每到一处就积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向农民工人宣传抗日救亡，进行了抗战到底的思想动员，扩大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广大青年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这一革命理论的有效实践，促进了爱国青年的素质养成和能力锻炼，使他们在政治上迅速成熟起来，迅速成长为党领导下的坚强战士。
矢志创新的学校——走出勇作先锋的学子
北平各团和天津十几位继续南下的同学，经过离阳、霸县、雄县，不辞辛劳到达保定宣传抗议，在河北省政府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晋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1936年1月22日（一说为1月19日），宣传团成员暂住的保定同仁中学遭到国民党军警包围，随即学生将要被押解回北平。就是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紧迫夜晚，宣传团成员并没有自怨自艾，没有畏手畏脚，连夜讨论对策，讨论未来的存亡。
先进青年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革命组织。北洋学生张多疆等人提议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当场一致赞成。“大家认为，不能就此结束，需要建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更好地进行斗争。经过大家讨论，有人记得是北洋同学丁仲文提出来的，组织名称最好叫‘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家同意了，决定建立民先队。”
南下扩大宣传活动结束时，北洋学生张多疆提出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建议，得到全体同学的赞同。2月1日，平津学生宣讲团代表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徐达本的回忆也印证这一点。“为了更有力地抵制军警，北平和天津学联开会研究对策。大家认为，两地学生应成立一个统一组织。此时北洋大学学生自治会干部张多疆建议，组织成立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1月23日，宣传团成员被迫启程返回北平。随后，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京大学召开各团代表会议，通过了在保定的创议。北洋大学继续南下宣传的10位同学，在1月30日返达学校，将在保定形成的建设先锋组织的决议也带回了学校，着手准备。1936年2月初，基于平津学联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组织基础，“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一先进的青年组织正式诞生，很快发展到2万余人，对团结广大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有序，结构严密，逐步发展为全国性的进步青年运动。根据北洋学子钱万生的描述：“民先队组织系统，大体是这样的：全国设总队部，大区一级设有队部，省、市设立地方队部。地方队伍设队长，秘书长，组织，宣传，训练、交通各部部长一人。各工厂、学校等大单位设大队或分队，设队长和组织、宣传委员各一人。在大队，分队下设小队。小队设小队长一人。一小队约10人。”
1936年2月上旬，北洋大学的抗日青年学生积极分子在校开会，宣告成立北洋大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逐渐成长为领导北洋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
徐达本是其中的一员，回顾这段过往，他豪情满怀。“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同学们充满了豪情斗志，高唱《国际歌》，宣誓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奋斗。‘民先’设有队长、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以及小队长。第一批‘民先’成员包括去南下宣传的张多疆、陈垚德、林心贤、孙景芳、刘纳、冯有申、于奇、马克昌、傅景洪、朱树荣、刘莹、王从善、曲圭田、邹高清、钱万生、孙洞和我等二十多人。张多疆、刘纳和我负责北洋‘民先’与天津‘民先’、天津学联和联络工作。从此，我成为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把自己的心身投入革命事业。”
北洋大学民先队不断发展壮大，王兰庄成为北洋大学民先队活动的重要阵地。在这里北洋学生开设义校，建识字班，用灵活多样、百姓群众容易接受的形式传播思想，启智文化，做思想动员。
北洋学生在王兰庄“义教”宣传场面
在王兰庄办平民学校时，北洋学生与农民子弟合影
钱万生是北洋大学民先队的早期成员，在民先队的经历他终生难忘。“时间是1936年2月上旬。我较早地参加了民先队，随后约在春夏之交我被推选为北洋大学的民先分队长，从此救亡工作更多起来。当时北洋大学民先队员已经有四五十人了，那时的工作由民先起骨干作用的王兰庄的义校和识字班，由丁仲文（张多疆）、徐达本主持。有新声歌咏团，由孙景芳主持。北洋民先队经常组织演出抗日救亡独幕剧，我有一次随着演出队到杨柳青，那次演的是《一颗炸弹》。民先队部还办有刊物叫《时事新报》，它是通过时事宣传抗日救国。”爱国救国、抗日救亡始终是平津两地民先队骨干之间相互交流的主题。
在党的领导下，北洋学子在伟大的一二·九运动及抗日救亡斗争中迅速成长，勇敢地走在时代的前列。一二·九运动迸发出反抗侵略的革命火种，从京津地区开始，迅速在各地蔓延，汇集为全民族抗战的熊熊烈火，点燃了中华儿女驱逐日寇的斗争激情与坚定决心。爱国青年学生的英雄创举带动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国内各阶层爱国人士，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很快到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日战争中始终战斗在最前线，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壮美的青春之歌。青年强，则国家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学习弘扬一二·九运动伟大精神，新时代天大学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传承革命先辈的红色血脉，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怀抱梦想，脚踏实地，用双脚丈量祖国大地，用内心感受时代脉搏，用真情服务人民群众，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作者系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