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是北洋大学创始人盛宣怀诞辰182周年纪念日。盛宣怀作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核心代表人物之一，在教育、工矿、交通、金融等诸多领域开创了多项开创性事业，尤其是亲手创办的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前身），奠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根基。其“实业救国、人才兴邦”的理念贯穿于所有实践之中，既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蕴含着跨越时空的价值。让我们通过天津大学文化顾问、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荣誉所长王杰，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党委委员、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所长张世轶的这篇文章，进一步了解盛宣怀的实业观和人才观。
【摘 要】盛宣怀乃清末洋务运动的干臣，1886年至1911年，他参加了中国最大的民办煤矿——开平煤矿的创建和开平（滦）煤矿的骗并案的处理。此时期他还创办了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提出了“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的实业观和人才观。以开平（滦）矿务和北洋、南洋大学档案史料为基础，研究盛宣怀的实业观和人才观更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 盛宣怀 实业观 人才观
清末，为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状况，以李鸿章、张之洞为首的一批清廷官员发起了以“求强”、“求富”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既是开办实业，如轮船运输、煤铁矿业、铁路公路、电信电报等等。开平煤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盛宣怀1870年入李鸿章幕，协助李鸿章办洋务，成为洋务运动的干臣，在实业、教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盛宣怀与开平矿务
清光绪四年(1878年)李鸿章委命上海轮船招商局承办唐山开平煤矿创建之事，当时唐廷枢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筹办开平煤矿，设立“开平煤矿局”。此前，李鸿章曾委任轮船招商局会办盛宣怀筹办湖北煤铁矿务，设立“开采湖北煤铁总局”。一南一北两个矿务局都隶属于上海轮船招商局，据《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记载，盛宣怀不仅承办了湖北煤铁局的创建，为开平矿的创建提供了经验，也参与了开平煤矿创建的许多工作。
1874年，盛宣怀接李鸿章饬札考察湖北煤铁矿务，并亲手拟定了《湖北煤厂试办章程八条》[1]。1876年2月、3月，李鸿章就湖北煤铁开采事连续两封复函给盛宣怀，先是告诫盛宣怀“开挖煤铁之举”，“惟系开创利源，易招谤忌，务望实心实意，廉政为本，精核为用，先立于不败之地，始终不移，庶几可大可久。执事为中土开此风气，志愿宏斯，勋名愈远矣。”紧接着又提醒盛宣怀“此时中国开采，系由官办，仅用洋人为引导，须督同在局员匠悉心研究，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方免流弊。”[2]遵照李鸿章的复函。32岁的盛宣怀积极参与湖北煤矿的开办，从中积累了开办矿务的经验。
李鸿章认为矿务“惟天地自然之利，乃民生日用之资。泰西各国以矿学为本图，逐能争雄竞胜”[3]。在开办湖北煤铁矿的同时，于1876年将筹办开平煤矿的事交给上海轮船招商局。同年11月唐廷枢考察了开平，并将考察情况汇报给李鸿章。[4]
1877年9月李鸿章再次“复委办湖北煤铁直隶题补道盛宣怀函”，“直境开平煤铁尚旺，景星（唐廷枢）议请招商试办，须俟所延铁矿工师到津，再往察勘。”[5]此封复函反映了李鸿章对于煤铁开采的重视，同时也提出了唐山开平创建煤矿一事。此文也证实了开平煤矿的创建也有盛宣怀的参与。
1878年7月“开平矿务局”正式成立，1881年全面投产。同年3月，唐廷枢禀李鸿章“恳请援照台湾、湖北之例酌减出口煤税”。5月李鸿章批复“准开平出口煤斤援照台湾、湖北之例，每吨征收税银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庶风气日开，利源日旺。”[6]可见盛宣怀开办湖北煤铁矿的经验对于开平煤矿具有借鉴作用。
1883年11月，《盛宣怀、徐润等呈李鸿章分别划拨轮船、开平两局款项禀并批》，则直接证明盛宣怀参与了开平煤矿的创建。呈文是盛宣怀等人落实李鸿章关于开平股份的回禀。李鸿章的指示内容为“商局（轮船招商局）资本仅二百万，既有开平矿局股份二十万，又代矿局挪欠五十万银两，以致汇票不能转期，股商各庄惧怀疑惧。亟应划拨，以轻商局资本。”“所拟将本年支应局、银钱所发存商局银二十万两拨划开平矿局领用。”[7]盛宣怀等人经过反复磋商拿出了既不伤及轮船招商局又能够解决开平股份和资金支持的两全其美的办法，“职道等会商，开平矿务出煤日有起色，借款归缴，未必无期。兹欲维持商局，使人共信，不得不分别划拨，以轻商局资本，庶免决裂。职道等公议：拟由商局借支二十一万两，作为开平股份；仁和、济和保险局借支三十万两，贵池矿务局借支五万两，作为开平借款……以援两局。”[8]1984年5月，《唐廷枢复盛宣怀函》中写道“前奉傅相谕开平与商局账目分清界限，早经遵照办理。虽偶有垫用，亦皆函致吴南翁，一经售煤有款，随时划交津局汇还，并不再有积久成多之累。”[9]可见，盛宣怀直接参与了开平煤矿的资本运作。
“洋法开煤，事属创举。”不仅需要资金的支持，还需要技术的支持。早在盛宣怀开办湖北煤矿时，李鸿章就嘱咐“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方免流弊。”1892年10月唐廷枢病故，由张翼接办。1894年张翼聘请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为会办，继续扩展营业。德国人德璀琳的加入为其后英资控制开平煤矿埋下了伏笔。
1900年庚子之乱，英国商人借机以参股形式掌控开平煤矿，引起朝廷关注，派员就此事与英方进行交涉。《陈夔龙致英公使、英外部解释开平矿案情形说帖》记载：“查开平矿务，向归中国国家督饬办理之事业。当拳匪造乱时，擅行移交与一外国公司，既不为正当，又不合法律，则移交之事，自应无效。”[10]开平煤矿具体情况如何，又如何能将英商骗取的开平煤矿收归国有，朝廷旨派载泽、盛宣怀查核此事。1911年1月5日，载泽和盛宣怀在核查后给宣统皇帝的报告中提出：“此矿原本为北洋官督商办之业”，“嗣张翼饰词蒙奏，停议数月，致与外人以可乘之机。”随后他们提出了“以滦收开”的办法“此次臣等所拟就滦州煤矿公司所筹开、滦合办之法”，“至于所拟能否办到，条件应否撤销，奉旨后皆应由督臣酌度办理”[11]。6日，军机处下达宣统皇帝照准的上谕。由此可见，自开平煤矿开办起在长达33年的时间里盛宣怀始终参与其中。
盛宣怀在经营湖北煤铁开采时，就提到“矿务既属兴利之大端,而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他说：“久有此意,志在必行，志在设一商船学堂,更欲设一矿务学堂”[12]，这正是盛宣怀开办轮船招商局和办理开平、湖北煤铁矿的过程中形成的心愿。
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盛宣怀面对国难深刻反思更加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中国智能之士，何地蔑有，但选将才于俦人广众之中，拔使才于诗文帖括之内。至于制造工艺皆取才于不通文理不解测算之匠徒，而欲与各国絷长较短，断乎不能”[13]，“窃世变日棘，庶政维新，自强万端，非人莫任，中外臣僚与夫海内识时务之俊杰，莫不以参用西制兴学树人为先务之急”[14]，“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15]，“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为继起者规式”[16]，“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17]。盛宣怀在长期的洋务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的道理。盛宣怀的这一表述既表现了他的实业观，也反映了他的人才观，实业依靠人才，人才支撑实业，缺一不可。
二、盛宣怀创建北洋、南洋大学
盛宣怀在长期的洋务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因此他陆续创建了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
1892年，盛宣怀任天津海关道时，就与当时在天津自办中西书院的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商议，筹划开办一所新式学堂，筹备中恰遇甲午战争爆发。甲午战败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为了救亡强国，光绪皇帝下诏全国征求“自强”“求治”之策。1895年9月，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将兴办新式大学的奏折上报光绪皇帝，经光绪皇帝批准北洋大学堂创建，盛宣怀任督办（校长）。这是中国近代建立的第一所大学。
北洋大学堂开办，耗资巨大，“头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三万九千余两，二等学堂每年需经费银一万三千余两，共需银五万二千两左右。”[18]北洋大学堂是清政府批准建立的第一所国立新式大学，经费本应由国家直接拨款。但是从鸦片战争开始，清王朝对外签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仅割地还要赔偿巨款。仅1895年4月17日签订的《马关条约》，就规定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再加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勒索白银三千万两。巨额赔款使人民负担沉重，国库虚空。这一情况盛宣怀是很清楚的，奏折提到“现值国用浩繁，公款竭蹶，事虽应办，而费实难筹。”[19]但兴办新式大学又刻不容缓，盛宣怀凭借其职权及其办理洋务的条件，想尽办法，从各条渠道筹措本该交纳国库的收入，作为办学经费。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税收及电政收入。盛宣怀提出：“职道查津海钞关近年有收开平煤税，每年约库平银一万四五千两，为从前所无之税款，似可尽数专提，以充学堂经费。又天津米麦进口自光绪十九年禀明每石专抽博文书院经费银三厘，每年约收捐银三四千两，拟每石改收五厘，亦不为多。又电报局禀明由天津至奉天借用官线递寄海兰泡出洋电报，每字津贴洋银一角，电线通时，每年约计应交洋三四千元。营口一带线断之后，已经停止。嗣后锦州至奉天改造商线，仅借用天津至锦州官线一段占费更微。拟令电报局(盛宣怀当时为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总办)以后不计字数，每年捐交英洋之万元。又招商局运漕由沪至津轮船，向系援照沙宁船成案，装运土货例准二成免税，藉以抵制洋商，拟令招商局以后在承运溜粮运脚免税项下，每年捐交规银二万两。以上合计每年捐银五万二千两左右。”[20]以上所拟诸款，本应上缴国库，但为开办学堂，光绪皇帝批准将以上款项全数解交津海关道库储存，专备北洋大学堂经费。至于学校创办之初，所需购买仪器设备、书籍等项，及聘请教习川资，创办应用之款，不在常年经费之内。经奏准动用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四月米捐存银八千余两。由此可见创建北洋大学堂之艰难，不是盛宣怀这样的洋务派实力人物根本无法作为。
由于北洋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因此盛宣怀在奏章中就提出：“是以常年经费甚巨，势难广设。现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21]，即作为以后开办大学的样板。北洋大学堂创办后也确实成为了各省仿办的模式和范本。“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后由各省会推而至各郡县，由各通商口岸推而至各镇市”[22]。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就去函向盛宣怀索取北洋大学堂办学章程:“闻公在津新设学堂，章程甚佳，即祈钞示全卷，以便将来仿办”[23]。1896年春, 盛宣怀禀明两江总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初议筹设南洋公学，拟照天津分设头等二等两学堂”[24]。并随即着手南洋公学的筹建。10月间,他奉命离津海关道职，接任铁路总公司督办，长驻上海，又向清廷呈递《请设学堂片》建议“在京师及上海两处各设一达成馆，取成材之士，专学英法语言文字，专课法律、公法、政治、通商之学”，并“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如津学之制而损益之”[25]。1897年1月26日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的奏折，得到清廷正式批准。他亲自担任公学督办。南洋公学与北洋大学堂学科互补，“臣今设立南洋公学，窃取国政之义，以行达成之实。于此次钦定专科,实居内政、外交、理财三事”[26]。南洋公学既是现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继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之后，在四川、山西、湖北等地也先后设立了大学堂，印证了盛宣怀“为继起者规式”的初衷。
盛宣怀和丁家立草拟学堂章程既以美国哈佛大学为蓝本，同时引进了西方大学的现代管理模式。“头等学堂章程”中规定：学堂设立总办和总教习，总办主管学校行政管理工作“所有学堂一切布置及银钱各事均归总办管理。”[27]总教习主管学校教学工作“所有学堂考核功课，以及华洋教习勤惰，学生去取，均归总教习管理。”[28]这是中国大学实行行政、教学双轨制管理的开端。“头等学堂，以四年为一任，是以总分教习，均订四年合同，任满去留，在行酌定。”[29]其所规定的大学管理者四年一届的定式，一直沿袭至今。北洋大学堂章程还就办学经费、校舍、图书、设备、招生、培养和教员选聘等各方面逐一做出了规定。
盛宣怀所订南洋公学章程比之北洋大学堂章程另具特色，《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中提到：“环球各国学校如林，大率行上行下，道与艺兼。惟法兰西之国政学堂，专教出使、政治、理财、理藩四门，而四门之中兼可学商务，经世大端，博通兼综。”[30]因此，南洋公学章程“略仿法国国政学堂之意”，既借鉴了法国教育经验。该章程包括：设学宗旨、学校结构、学规学课、考试、试业给据、藏书译书、出洋留学和教员人役等部分，内容更加详细。如在“藏书译书”中就教材翻译做出了规定，“出洋留学”中规定“上院学生卒业后，择其优异者资送出洋，照日本海外留学生之例，就学於各国大学堂，以扩才识而资大用”。[31]
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课程分为基础课和专业课，基础课各学科的学生都要学习，如笔绘图并机器绘图、格致学、化学、微分学、重学、作英文论和翻译英文等。专业课则各有侧重，如工程学科有工程机械学、材料性质学、桥梁房顶学、水利机器学等；矿务学科有深奥金石学、测量矿苗学、矿务兼机器工程学等；律例学科有万国公约、各国通商条约、大清律例等。1903年北洋大学堂重新厘定课程，“各学门的功课又分为主修功课、辅修功课和选修功课。主修与辅修为必修功课，选修功课为学生自由选学。毕业时，都要自著论文一篇和毕业设计。”[32]我们今天大学课程的主辅修制和选修制与此大同小异。
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的办学层次，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层次结构的学制体系。北洋大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33]，是大学本科，二等学堂是大学预科，与欧美大学当时的大学层次设置类似。所缺少的研究生层次用留学的方式弥补，头等学堂毕业生“准给考单，挑选出堂，或派赴外洋分途历练”[34]。头等、二等学堂学制时限皆为四年，“惟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亦必须四年方能造入专门之学。”[35]大学四年制的学制时限不仅通行于全国，而且沿用至现今。
南洋公学比北洋大学堂迟办一年，其学制更为完备。公学分设四院，即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南洋公学集四类、三层教育为一体，仿造西方的小学、中学、大学和师范学校的形式，有明显的大、中、小学的层次划分，加上师范学校，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层次结构的教育系统。故《清史稿》认为，南洋公学是中国教育有系统组织之肇端，已寓普通学校和预备教育的意旨于其中。
三、盛宣怀的实业观和人才观
清末，洋务派集团掌握着船、煤、电、纺四大企业，盛宣怀直接管理着三大企业,被称为“中国近代实业之父。”[36]论及盛宣怀的业绩，唐文治曾给予过更加深刻的评价：“当世论公（盛宣怀）政绩者，曰轮船、铁路、邮电，而公实以学校作根砥”。1895年在其担任天津海关道时创办了北洋大学堂，1896年在上海任职期间又创办了南洋公学，这一北一南两所学校交相辉映，成为我国近代最早的高等学府。“盛宣怀可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和奠基人。”[37]
1.盛宣怀的实业观和人才观具有前瞻性
“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集中体现了盛宣怀的远见卓识的实业观和人才观。湖北煤铁矿和开平矿的开办证明现代实业没有现代科技人才的支撑是不行的；开平矿骗并案为清廷和盛宣怀等洋务派上了现实的一课，证明中国的实业不由中国人自己承办是不行的；与英法等国贸易往来证明没有中国自己培养的法律和外交人才是不行的。盛宣怀在长期的洋务实践中充分认识到人才对于实业的重要性，办实业必须培养现代人才，培养现代人才必须面向实业，为实业服务，二者相辅相成才能够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我们体会到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百十年来强国实践中的经验总结和认识提升。
2.盛宣怀的实业观和人才观具有政治性
“实业与人才相表里，非此不足以致富强”，发展实业和培养人才的目的是“致富强”。盛宣怀主张教育是救国强国之本，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兴学强国”。在创建北洋大学堂章程中他列举了日本的例子：“日本维新以来，援照西法，广开学堂书院，不特陆军海军将弁皆取材于学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诸员，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枪炮开矿造路诸工，亦皆取材于机器工程科地学化学科矣。仅十余年，灿然大备”[38]。他提出:“伏查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39]，这一“兴学强国”的主张。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既为“兴学强国”而建，进而举起了教育强国的旗帜，从此“兴学强国”成为中国大学百年传承的历史使命。
3.盛宣怀的实业观和人才观具有开放性
盛宣怀承办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都是参照的美、欧及日本等国家的大学范式，并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帮助筹划。北洋大学堂成立后又请丁家立担任学堂总教习。并不惜重金聘请洋人教习（教师），每年每名洋教习薪水银高达2400两。在所设工程、矿冶、机械和法律四学科中，除律例学有华人教习教授汉文，其余课程全部由洋教习任教。如化学教习美籍学者福拉尔博士、土木工学教习美籍学者毛理尔等都是当时美国的著名学者。
北洋大学堂的头等学堂开办之初分设律例（法律）、工程（土木建筑水利）、矿务（采矿冶金）和机器（机械制造和动力）四个学门，这是我国高等教育设立学科之始，这些学科都是当时世界著名大学开设的前沿学科。早在1916年南洋公学会议案纪要中对此就有所论述：“世界著名工业学校，英国格城皇家实业学校，有土木、机械、电机、矿务、船政、建筑、纺织等科。美国麻省理工学校1865年设教授土木、机械、电机、化学制造、卫生工程、船政驾驶诸科。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分建筑、土木、机械、船政、化学及冶金诸科。”“土木、电机、机械虽支分为三，源出于一，……无非导万有自然之力，以利人类之便用者也。……故欧洲早立之学堂，主张以三科混合教授，触类旁通”。[40]盛宣怀创办北洋大学堂是为了培养以工、法为主的人才，而建立南洋公学则是培养以政法、外交和理财方面的人才。一北一南两所高校，形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工、理、文、法、财、管相结合的学科结构。
4.盛宣怀的实业观和人才观具有务实性
盛宣怀注重实际、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崇尚科学求真务实之风。他认为“西人学以致用为本”，中国人办西学就应该学习根本，以教授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培养学生的真才实学为办学目的。创建北洋大学堂他设立律例、工程、矿务和机器四个学门，培养国家当时最急需的人才。并规定“汉文不做八股试帖，专做策论，以备考试实在学问经济。”[41]一改封建教育八股取士传统，为“实在学问经济”的毕业论文。建立南洋公学与北洋学科互补，除文科和理财外，还设有师范院培养教师，商务学堂培养商业人才，船政学堂培养实业人才，译书院培养翻译人才和翻译外国图书。他还向清政府建议“宜令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42]。
盛宣怀为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不惜重资派遣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出国留学深造。他认为留学生在那些科学技术发达的先进国家中,“躬验目治，专门肆习，乃能窥西学之精，用其所长，补我之短”，“学成回华任以路、矿、铁厂、银行各要政，渐可不借材异地，授柄外人。目前虽靡费巨资，将来可收实用”[43]。
今天，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生活在提高，可是中国人实业强国、兴学强国的历史使命没有变，而是应该更好的继承与发扬。我们以开平（滦）矿务和北洋、南洋大学档案史料为基础，研究盛宣怀的实业观和人才观，以史为鉴更具有现实意义。
注 释：
[1]张世轶，天津大学大学文化与校史研究所所长，副教授，中国高教学会大学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史、大学文化。王杰 张世轶主编，《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第三辑）》，盛宣怀与天津，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第34页。
[2]李保平等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李鸿章复盛杏荪观察函，李鸿章复委办湖北开采煤铁局分发补用道盛宣怀函，河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3]李保平等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李鸿章奏直境开办矿务折并朱批，河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9页。
[4]李保平等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唐廷枢呈李鸿章查看开平煤铁矿情形禀，河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70页。
[5]李保平等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李鸿章复委办湖北煤铁直隶题补道盛宣怀函，河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6]李保平等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唐廷枢呈李鸿章开平煤矿进展情形并恳请援照台湾、湖北之例酌减出口煤税禀，河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7]李保平等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盛宣怀、徐润等呈李鸿章分别划拨轮船、开平两局款项禀并批，河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页。
[8]李保平等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盛宣怀、徐润等呈李鸿章分别划拨轮船、开平两局款项禀并批，河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92页。
[9]李保平等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唐廷枢复盛宣怀函，河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294页。
[10]李保平等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陈夔龙致英公使、英外部解释开平矿案情形说帖，河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887页。
[11]李保平等主编，《开滦煤矿档案史料集》，载泽、盛宣怀奏遵旨核查开平矿务一案始末情形片，河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964页。
[12]王杰主编，《学府史集》.盛宣怀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213页。
[13]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36页。
[14]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 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15]王杰主编，《学府史集》.盛宣怀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16]王杰主编，《学府史集》.盛宣怀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17]王杰主编，《学府史集》.盛宣怀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3页。
[18]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19]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0]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奏请设立本校章程禀，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21]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奏请设立本校章程禀，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22]王杰主编，《学府史集》.盛宣怀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页。
[23]王杰主编，《学府史集》.盛宣怀与中国的高等教育.天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页。
[24]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请设学堂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5]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请设学堂片，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
[26]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 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27]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奏请设立本校章程禀，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28]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奏请设立本校章程禀，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29]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奏请设立本校章程禀，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30]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 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31]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 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32]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国立北洋大学校略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2页。
[33]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王文韶呈光绪皇帝奏折，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34]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奏请设立本校章程禀，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35]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奏请设立本校章程禀，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36]陈先元等，《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翁史烈，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7]陈先元等，《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翁史烈，盛宣怀与上海交通大学序，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38]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奏请设立本校章程禀，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39]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奏请设立本校章程禀，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40]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会议案，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41]张凤来，王杰主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奏请设立本校章程禀，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42]交通大学校史编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盛宣怀. 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情形折，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7页。
[43]王杰、张世轶主编，《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第3辑》，盛承懋，盛宣怀与著名的矿冶专家王宠佑，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第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