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中洋县的朱鹮生态园，我看到曾经濒临灭绝的朱鹮，通过科学的方式与社会的不懈努力，得以再次翱翔于这片天空，深受感动。”日前，第三届兰花奖“走读中国”参访交流活动走进陕西汉中洋县，在参观完洋县朱鹮生态园后，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青木信夫这样说。
这种自然生态系统实现动态再生的成功案例，让他联想到了自己的专业。“文化遗产就是‘记忆的生态系统’，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处。”
保护“记忆的生态系统”，这是青木信夫与中国结缘之初便在心底燃起的火苗，也是他扎根中国20年来持续投入的事业。青木合作主持了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助力其在2014年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推动对天津大沽造船厂实施保护，并带领团队完成保护规划编制，该遗址于2024年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2019年，青木信夫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2025年，他入围第二届兰花奖杰出成就奖。兰花奖是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的重要国际文化奖项，旨在表彰奖励全球范围内投身国际文化交流事业，致力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外籍人士或机构。
20年来，与中国同行、学生及各国研究者共同工作的经历，让青木信夫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加深了对文明互鉴的理解。
青木信夫接受采访
从“观察者”到“参与者”
1985年，还在东京大学读建筑学博士的青木信夫随研究室到中国进行田野调查。当时，调查的目的主要是建筑史研究，但在现场，他逐渐产生了一个疑问：应该如何把眼前这些正在“逝去”的建筑留给后人？
“我感到，仅仅‘观察’或许不够，我希望成为‘参与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经历成为青木信夫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原点。写完博士论文后，他将研究重心全面转向中国。
大约2005年，天津大学的一名教员邀请青木信夫到天大教授建筑学。尽管同样研究建筑学的妻子徐苏斌就是中国人，不过，由于小女儿刚出生，大女儿也尚年幼，举家迁往中国并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但这份邀请恰好与青木信夫从1985年以来始终没有放下的念头重合——“我一直希望能为文化遗产保护做些什么。”
2006年，青木一家来到天津。恰好那一年，一些关注文化遗产的市民组成了保护城区近代建筑的志愿组织。“他们的热忱极大地激励了我。”青木信夫说，“我想，那么我也要尽到最大的努力。”
文明交流的“双向性”就在这一刻呈现了。青木信夫一边协助志愿团队，一边推进筹建天津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他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既离不开跨学科，也离不开国际化：它不仅涉及建筑史，还与城市规划、经济、社会等问题紧密相连；而一个稳定的平台，才能让不同专业、不同国家的人真正围绕同一问题长期合作。
2008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成为天津大学首个文化遗产研究平台。青木信夫也从一名研究建筑的学者，更深地进入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现场。
青木信夫（前排中）、徐苏斌（前排右）参加第三届兰花奖“走读中国”参访交流活动
让不同价值达成“最大公约数”
成立研究中心后，青木信夫很快把国际化、跨学科理念带进了具体的保护实践。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保护规划，便是其中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项目。
项目实施过程中，他和团队按照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等世界遗产保护理念，对麦积山石窟保存状况及保护方式进行梳理，参与编制保护规划。
这项工作让青木信夫切身感受到，文化遗产保护并不是简单地把一套标准套用到具体遗产上。对于一处遗产究竟具有怎样的价值、应该怎样保护，不同专业背景、不同机构的专家也会产生不同认识，需要在一次次讨论、协调中形成共识。
在他看来，正是这种在差异中不断沟通、达成共同判断的过程，让麦积山的保护实践成为一次“非常宝贵的学习经历”。
而麦积山所处的丝绸之路遗产群，又将这种“寻找共识”进一步扩展到了国境之外。
2014年，麦积山石窟作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项目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是世界上首例跨国合作并成功申遗的项目。
跨越国境的诸多遗产点，如何共同讲述一条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如何描绘其突出普遍价值？又该如何判断其真实性与完整性？
“世界存在多样的价值观。共同做一件事，必须基于‘最大公约数’推进。”青木信夫说。
他认为，国际合作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丝绸之路本就是不同文明交流往来的历史见证，而今天对这些遗产进行保护，同样需要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理解彼此的经验，在差异中寻找共同认可的价值。
对青木信夫而言，正是在这样一个个具体项目中，“国际合作”从一种理念变成了可感知的实践，而文明互鉴，也有了具体的落脚点。
从“国际经验进入中国”到“中国经验走向世界”
20年来，青木信夫也见证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变化发展。
他回忆，2006年前后，一些地方仍存在“破坏性保护”：以修缮之名把历史建筑重修得很漂亮，却损害了遗产原有的真实性。随着中国从国家层面持续推进世界遗产申报，真实性、完整性、突出普遍价值等理念逐渐成为业界共识。
城市建设的逻辑也在变化。过去的大规模开发转向“城市更新”，如何保存文化遗产，越来越成为城市营造中的重要课题；相关制度对破坏文化遗产的约束也在加强。更让青木信夫感受深刻的是，“中国珍视自身文化的意识显著提高了”。
另一方面，真正的互鉴不止于中国学习既有国际经验。随着本土专业力量不断成长，中国也开始有能力从自身实践出发，为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有自身的独特性。”青木信夫举例说，中国的大遗址、中轴线、木构建筑、工业遗产等，具有不同于欧洲传统遗产体系的特点。考虑到这种多样性时，仅靠西方主导形成的框架是不够的，也应让中国和亚洲的经验纳入、丰富国际文化遗产规范。
对青木信夫而言，他在这20年里培养了30多名博士，他们后来进入大学、研究机构、设计院等不同岗位。他把这种扩散比作“蒲公英”——种子被风吹向各地。
不过，在课堂上，青木信夫从不把自己视为单向输出经验的人。“我的方式从来不是‘日本这样做，所以中国也应该照着做’。我们基本不做重复的、相似的研究，因此，从某个角度讲，我和学生的起跑线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思考、一起探究。”学生会带回他没有见过的资料、新的视角，也会使用AI等新工具启发研究。对青木信夫来说，教与学本身，同样是一种互鉴。
让共识一点点扩散
“在当今时代，我们迄今为止形成的国际规则、共同认识正在遭受冲击。”在采访过程中，青木信夫流露出危机意识。
面对变局，一名学者能做什么？
他的回答意外地朴素：“写下去。”
持续做研究、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在青木信夫看来，一篇论文也许只是很小的一步，但当它不断被阅读、引用、传播，共识就会一点点扩散。文明互鉴不只存在于宏大的叙事中，也发生在一篇论文、一堂课、一次共同调查的合作里。
青木信夫一直致力于将研究中心建设成为这样的“窗口”，推动英、法、日等许多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年轻学生、教师交流，共享问题意识与实践经验。以巴黎第一大学为例，双方围绕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开展了十余年共同研究，并将成果结集出版。
“交流不能只停留在语言上，而要在此基础上真正开展实践层面的工作。”
接受记者采访时，青木信夫还提到，对于文明互鉴而言，那些长期进入另一种文化、真正“扎下根”的人尤其重要。
或许正因为如此，当被问到“兰花奖”的“兰”意味着什么时，青木信夫首先想到的不是一些宏大或高度概括的概念，而是自己的大女儿。
她的名字就叫“兰”。
青木信夫说，是妻子的母亲取了这个名字。因为“青木”的“木”与“兰”连起来，就是中国人熟悉的“木兰”。
从1985年以“观察者”身份来到中国，再到生活、工作、培养学生，与不同国家的同行共同实践文化遗产保护，文明互鉴对青木而言早已不是一个概念。它进入了青木的事业，也进入了他的家庭与人生。
青木信夫认为，这正是兰花奖的意义所在。去寻找和表彰那些“扎根”的人、把理念化为实践的人，让这些人的故事被看见，进而集结起更多文明互鉴之路上的同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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