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迎接130周年校庆，新闻网开设【百卅荣光】专栏，旨在展现天大130年来在办学探索、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光荣历程与历史贡献，将校史变迁和天大当下发展形成对照，传承兴学强国的校史文化血脉，振奋广大师生校友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而奋斗的精神斗志。本期我们来听方华灿老校友讲述天津解放前夕北洋大学的“学运”与“应变护校”。
天津市是1949年1月15日解放的，我1948年入学时正值天津解放前夕，我在北洋大学经历了解放前旧社会的峥嵘岁月, 目睹了解放后学校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 许多红色事迹，至今仍记忆犹新。
1948级学生入学初的“学运”
“学运”是解放前中共地下党领导开展的学生运动的简称。我是1948年考入北洋大学的新生，中共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领导我们1948级学生进行了“要公费、要面粉”的“学运”。
我一入学，就为进步氛围所感染。校园里化学馆的一层楼阅览室里的大桌子上有两个大玻璃框，一个框内是“辽沈战役形势图”，另一个是“淮海战役形势图”，我们课后常去这个阅览室，观看图上插的小红旗的变化。阅览室是学生自治会办的，插小红旗的人是地下党安排的，他们是在深夜里冒着“偷听敌台罪名”风险，收听解放区新华广播电台的战况报道后，去插的小红旗。校园里西大楼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内容有的是揭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丑恶，有的是声讨政府发行“金圆券”，剥夺人民财富的罪行等。北洋大学的北平师大附中校友会，还为我们新生中的校友召开了欢迎会，讲话的是何国模（1947年北平师大附中毕业，中共地下党员, 电机系学生），他向我们传播进步思想，号召我们新生要“组织起来”，向黑喑的国民党统治作斗争。
1949年6月底于北洋大学校园里北数学大楼前留影(后排左三为笔者)1948年9月初，一年级新生开始酝酿“组织起来”。当时，一年级男生全部住在四斋，它是由老图书馆的8个大阅览室改造成的8间大宿舍，每间住三、四十人。开初是由我的相邻房间里的印邦炎（理学院数学系，中共地下党员）等人发起的，他们串连其它7个房间的同学，准备成立“大学一年级学生联合会”，以向官方“要公费”。因为除少数同学入学考试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之外，其它同学无公费，所以大家都盼望能争取到公费，赞成“组织起来”。酝酿成熟后，于化学馆大阶梯教室召开了全年级学生大会，提名候选人，选举组成执行委员会。经投票选出了执行委员，余祚安（男,纺织系学生）为主席，我被选为执行委员。至此，1948级的“大学一年级学生联合会” 宣告成立。
开始，执委会代表全体一年级学生与校方交涉，向政府“要公费”，校方经请示政府后，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不能叫“公费”，只能叫“匪区”救济金。在地下党领导下，执委会表示不同意，几经交涉无果。于是，执委会研究决定，号召同学们“罢考”，都不参加月底进行的一年级学生的“会考”（当时一年级每月底进行一次统一命题集中两天的4门基础课的统一考试， 简称“会考”）。同学“罢考”后，政府担心事态扩大，同意了学生的要求。
紧接着新问题又来了，发给学生的钱是“金圆券（国民党政府1948年发行的新币）”，它发行仅半年就已大幅贬值，同学们拿到钱，很快就贬值了，怎么办？经执委会研究，再次斗争，向政府“要面粉”，发给学生实物。有了面粉，既可向食堂交面粉入伙，又可存下来免受贬值之痛，同学们都赞成。几经执委会与官方交涉，政府担心学生再次“罢考”，迫于无奈，只能同意发面粉。至此，1948级学生的“要公费、要面粉”“学运”胜利成功。
天津解放前夕的“应变护校”
我1948年入学时，正值天津解放前夕。11月底，国民党天津守军进占北洋大学，在校园里构筑了炮兵阵地。学校被迫停课，学生在平、津有家的大部分回家了，留校的大部分学生疏散到市内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的教室楼里暂住，很少数学生坚持留在校内，自愿参加护校。这时，在地下党领导下, 学生自治会组建了“应变护校委员会”，统筹西沽校园的护校工作和暂住女师学院同学们的生活活动。委员会主席是张恩桐(电机系四年级学生，学生自治会主席)， 他直接与北洋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杨启绍(杌械系三年级学生)单线联系。我被推选为应变护校委员会的“监事会”的监事。
应变护校委员会将自愿护校的几十位同学组成了护校队。护校队员们很辛苦，开始是搬运器材，将原来分散在教学楼、化学馆的一些实验室里的仪器、设备、化学药剂等，搬运集中储存到楼底层地下室，护校队员们手抬、肩扛、背背，虽是冬天也常是大汗淋漓。护校队员除了做“搬运工”，还要做“更夫”，日以继夜地分批轮流巡逻及站岗，防止“趁火打劫”，保护校产。夜里巡逻的队员最辛苦，不仅在漆黑的冬夜里要抵御严寒，而且白天睡觉取暖，还要自已备燃料点燃煤炉（当时无暖气）。就这样，护校工作一直坚持到十二月下旬，直到大战即将打响，天津守军执意撵学生走，护校队才被迫离开舍不得的校园，迁至女师学院。他们迁来时，受到了热烈欢迎，同学们一致向他们的献身精神致敬。
这时，暂住女师学院的几百位同学，形成了一个同舟共济、共度时艰的温暖大家庭。大家不分班级、系别混住在教室楼和体育馆的地板上“打地铺”。应变护校委员会组织了多种多样活动，丰富多彩，思想性强。如开辟的阅览室提供阅读进步书报，我就是在那里读完艾思奇著的《大众哲学》的。
各个社团开展了各种文体活动，十分活跃，北洋合唱团演出的几场“黄河大合唱”，激动人心，非常感人；男子篮球队竞然有时可以战胜“国体（国立天津体育专科学校）” 的校代表队；更令人刮日相看的是只有寥寥无几女学生的北洋大学女子篮球队，居然能与女师学院体育系的代表队一比高低，航空系四年级的女生王美英在篮球场上的巾帼英姿，令人难忘。晚间，北洋地下党支部组织了多个读书会，大家凑在一起交流阅读进步书刊的心得体会，我参加的是由北洋地下党党支部宣传委员魏兆民(冶金系二年级学生)主持的读书会，我们在昏暗的煤油灯及蜡烛光下(局部停电)，学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红色”读物。我就是通过这些启蒙教育, 逐步提高政治觉悟，后来，参加民青(地下党外围组织)的。
1949年新年初，突然在楼道里看到了以大字报贴出的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原来这是地下党安排党员在深夜里抄写张贴的，后来虽然天津守军、警、宪联合来大搜捕，但是在进步同学的掩护下，他们毫无所获。就这样，在地下党领导下，北洋大学学生团结一心，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接了天津市的解放，走上街头欢迎解放军，欢庆新中国的到来。（作者为北洋大学工学院机械系1952届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