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仙洲原名鹤，字仙舟，1890年生于河北完县。1907年，他将原名改为“振华”，意为“振兴中华”。次年，年仅18岁的刘仙洲加入同盟会，负责秘密宣传组织工作。1912年，他立下誓言：“欲求国家各种事业之独立前进，非先求各种学术之独立发展不可”。1913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次年赴香港大学攻读机械工程。1918年，他以“头等荣誉”毕业于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放弃留学英国的机会，回到母校育德中学，教授留法勤工俭学班。刘少奇、李富春、李维汉都曾是他的学生。
1924年，年仅34岁的刘仙洲受北洋政府任命担任北洋大学校长。彼时正值军阀混战时期，时局动荡，办学异常困难。刘仙洲怀着对教育事业赤诚之心，治校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坚持实事求是的校训，身处逆境而不曲其志。他主张大学应该理科与工科相结合，教育应该理论联系实践，教育应该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在办学实践中，他重视校史教育，主张继承和发扬学校优良传统，严谨治学、严格要求；抱扩充北洋规模之大志，绘制十年发展蓝图；改革师资队伍，自力更生、自主办学；重视学科建设，主张理工结合、工读协作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自编工科教材，进行工程教育本土化、民族化改革。对北洋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本土化探索作出了率先垂范的贡献。
倡导“理工结合”，绘制十年发展蓝图。刘仙洲担任校长后则感受到专办工科的弊端，他深刻地认识到工科要做强，必须同时发展理科，他认为“工科为理科之实用，理科为工科之根基”，他希望能将北洋大学办成理工结合的大学。刘仙洲根据理工结合的办学思想，制定了北洋大学十年发展规划：即在工科设置土木、采矿冶金、机械、电机4个学门，在理科设置数学、物理、化学、地质4个学门，全校理工结合共有8个学门，使北洋大学成为理工结合的大学，同时附设工读协作班，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全校学生规模达1000人以上。如此“造成‘东方麻省理工大学’之始基，则理想之北洋大学实现矣”。刘仙洲提出的“十年扩充计划”既切合实际，又经济可行，振奋了全校师生为之奋斗的信心。刘仙洲校长面临十分困难的办学环境，毫不弃妥、知难而上，表现了一位爱国教育家的魄力、抱负和志气 。
刘仙洲提出理工结合的发展规划，同时积极着手加强工科。在工科方面，刘仙洲积极主张恢复过去停办的机械工程学门。经呈文教育部批准，于1925年8月使停办24年之久的机械工学门得以恢复。并且千方百计筹款四五万元，添足机械工学门设备，为发展机械工程系打下了基础。同时，他积极着手添设电气工学门。他认为必须添设电气工学门，因为“各种工业以电气工发达为最晚，然其进步之速则超各种工业而上之，故居今日而办工科大学，如不事扩充而已，若从事扩充，电气工学门似应在必行之列”。在学科建设方面，刘仙洲既考虑当前又考虑长远，实属远见卓识。
提出“工读协作制”，注重理论联系实践。刘仙洲针对当时工程教育只重视教学而忽视实践的情况，提出“工读协作制”，其实质就是教育应该理论联系实践。他在1921年《我国工业教育应酌采工读协作制意见书》、1925年《北洋大学附设工读协作制机械工学门意见书》、1936年《我国机械工程教育应改进的途径》、1941年《对于我国大学工学院课程的几点意见》、1943年《培植我国工业建设人才的具体计划》、1958年《高等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几种办法》等一系列教育论文中，反复论述了这种“工读协作制”的优点。他说，“工读协作制”，是按照学校附设实习工厂和工厂附设补习学校这两种办法，各取所长，各去其短，在学校求理，在工厂求实验，把学校和工厂合于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学生所做的工，力求和他所学的课程有关系；课程的分配，也力求和他所做的工相接近。他在香港大学学习和自己进行工业教育的经验，深知这是用最经济的办法造就学理与实验兼优的工程人才最有效的制度和方法。刘仙洲的教育主张，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一种大胆的改革和创新。既吸取了美国的有用经验，又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他对于外国文化，既不盲目排斥，也不全盘崇拜，而是择其中优秀的部分，结合我国的实际需要加以吸收，真正做到洋为中用。
重视校史教育，继承优良传统。刘仙洲花费心血，严肃进行《本校成立纪念日考》，著文中阐述：“本校成立纪念日，因庚子以前案卷毁于兵燹，向来未有记述。振华到校后，时遇学生询问，亦未能置答。今春（指1925年初）穷治校史，将历年档案暨印行之一览同学录等，尽量搜讨，所得结果之关于成立纪念日者如左。”经研究考证得出结论：“若专就庚子以后言，规则定正式开办及启用关防之日正式开学之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自属明确。惟本校庚子以前数年，曾有极重要不可删之历史，其正式成立及正式开学之日期，虽无从征信，而奉旨批准之日实为本校一切进程发源之日，故定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即1895年10月2日为本校成立纪念似较为合宜。”他为北洋大学创建历史的确定作出宝贵的贡献。同时，由他主持编写出《国立北洋大学校略史》及当时职员一览表、各科设备择要等，为治校做出典范，给后人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1925年，也就是刘仙洲任北洋大学校长的第二年，他主持举办北洋大学建校30周年纪念活动，成为北洋历史上留下了永远难忘的一笔。
改革师资队伍，主张自力更生办学。北洋大学自建校以来，一直都是请了许多外国人当教授，他们的工薪一般比中国教授高二三倍，合同一订就是三年。聘到的人有的是有学问的人，有的却是学问平平。有的外籍教授教课中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思想，更无从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教学。个别学生受洋人熏陶，养成媚外思想和自卑感，师生间谈不到密切接触。刘仙洲看到此问题，大胆进行改革，逐步聘请国内专家以代替外国人。不少当年聘请的中国教授正是新中国的知名科学家，如石志仁（即石树德，机械专家，曾任铁道部副部长）、侯德榜（化工专家，曾任化工部副部长）、何杰（地质采矿专家，曾任北京矿业学院副院长）、茅以升（桥梁专家，曾任铁道研究院院长，全国科协副主席）、张含英 （水利专家，曾任水电部副部长）等等。聘请的中国教师多数是北洋大学的校友，工薪不计多少，报酬从不计较，这样的教师队伍，因能联系实际授课，与同学接近的机会也多，深受同学们欢迎。
倡导严谨治学、严格要求的校风。刘仙洲对教师和学生的要求都很严格。当时在课堂上教师在讲课前先要点名，他规定将名单放在学校学监处（教务处），学监处在上课之前要每位教师亲自去取。他经常对教师进行检查，在上课前几分钟站在学监处门外，向去取点名单的教师们问声“早安”。 有一次，一位美籍教授在上课铃响之后才来取点名单，当时他毫不客气地拿出怀表，对着这位迟到的教授说：“教授先生，你迟到了三分钟。” 那位教授面红耳赤连忙道歉。在向学生布置作业时，他总是明确规定纸张规格，作图比例，中心线位置，各种线条的粗细等，倘违要求，一律退回，限期重作。在这样严格的老师面前，同学们在学习上谁也不敢有半点马虎。考试时，他更是铁面无私奖罚分明。他总是站在考场门口，一边收答卷，一边对每份答卷都注上时间，对提早交卷的给予奖励，加分；对延迟交卷的给予处罚，扣分；超时太久的卷子，就不收了，予以作废。各个学生，莫敢渎犯。
同时，刘先洲对自己也严格要求。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买书、藏书、读书是他生平唯一的嗜好。无论在国内或到国外，每到一地，必到各种书店和博物馆收集新旧文献资料。他每天除了教书、写书，就是读书，即使星期天、寒暑假也不例外。正因如此，他才能先后开出十几门课程，才能写出百万字的著述。刘仙洲每周担负12小时讲课任务，从不迟到，从不轻易缺课，经常做到全年一课不缺。他总是天一亮就起床备课，遇到比较复杂的图，就提前到教室画好，而且尽量使用颜色粉笔画，以求层次分明，易看易懂。在讲课和作业方面，他更是从内容到形式，要求学生和自己一样都一丝不苟。
自编工科教材，实践工程教育本土化、民族化。刘仙洲既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又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结合教学，曾撰写出版各种书籍20种，发表论文30多篇，共300多万字。所有这些论著极大地丰富了他所从事的机械工程学科的学术内容，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教育思想。刘仙洲又是自编工科在学教科书（中文）的创始人。为了实践工程教育本土化、民族化，他自任教以来，奋发编写中文教材。他教授哪一门课程，就编写哪一本教材；他教了几门课程，也就编了几本教材。1918年至1924年他编写了《机械学》等6 本中文教科书，1928年至1948年他编写了我国最早用中文编写的工科大学教科书，为创立和发展我国的现代机械工程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教科书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陆续正式出版，有些后来被编入《大学丛书》《万有文库》，多次增订再版，畅销全国。他编的这些教科书既参考了大量国外的有关书籍，又注重从中国实际出发，努力创新。他摒弃不适用我国的部分，选取中国自己的大量材料加以补充研究。因此，内容充实，深入浅出，为国内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所普遍采用。
刘仙洲是一位爱国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德高望重、卓有贡献的工程教育家。他从28岁起踏上教育工作岗位，辛勤耕耘50多年，培养了我国几代人才，桃李满天下。他治学严谨、严格要求的学风，高风亮节、刚正不阿的人品，对待青年人诲人不倦、虚怀若谷的精神，对发展我国机械工业和工程教育鞠躬尽瘁、认真负责的态度，言传身教、率先垂范的作风，一直是教育界的楷模。他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作风，高尚情操和处世风范，是北洋大学乃至整个教育界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章由王涛据王杰、张世轶著《从北洋大学到天津大学：办学思想与实践的百卅变迁》（商务印书馆，2025年版）整理，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