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铸风骨 教育兴国写华章
——李曙森同志践行正确政绩观典型事迹
□ 文/王涛
1953年，李曙森奉命调任天津大学。彼时，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初创，百业待兴。是沿用旧有模式，还是探索新路？这位经历过战火淬炼的革命者，带着“实事求是”的深刻烙印，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高教实践。他的一生，将正确的政绩观深深嵌入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基石之中。
从革命者到教育家：
以初心奠基制度
李曙森的政绩观，根植于他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从16岁亲历“三一八惨案”，到北平师大从事地下工作；从投笔从戎，在抗日战场与叛军周旋、险些牺牲，到转战东北，在解放区首创“新型正规化教育”，为新中国教育摸索经验，他的人生轨迹始终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这些经历淬炼出他坚定的信仰：个人的得失荣辱微不足道，为人民、为民族奋斗才是毕生追求。这份在血与火中铸就的初心，成为他日后主持天津大学工作、面对复杂局面时，始终坚守教育规律、不计个人利害的精神底色。
来到天津大学后，李曙森敏锐地意识到，一所大学的长远发展，关键在于是否有一套科学、稳定的领导体制。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校内部实行校务委员会制或校长负责制，党组织的领导如何体现，尚无成熟经验。1956年，上级党委决定在天津大学试行党委制，成立中共天津大学委员会，由李曙森兼任党委书记。他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实行党委制的一些意见》。这份报告极具前瞻性地提出，高校实行党委制“既是党委领导制又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系主任负责制”，党对高校的领导是“思想政治的领导，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而非包揽具体行政事务。这一界定，厘清了高校党委与行政的关系，为建立中国特色高校领导体制提供了关键的理论与实践范本。1958年，毛泽东同志视察天津大学时，特别肯定了“党委领导”这一条。
在风浪中守护教育规律：
以定力培育未来
制度的建立并非一劳永逸，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是对政绩观更深刻的考验。新中国建立后，关于高等教育的办学目标有过激烈的争论，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红专”问题。当时，大多是用简单的方法，批判所谓的“只红不专”或“只专不红”。李曙森却展现出非凡的定力与勇气。他在全校大会上明确指出：“专是对的，重业务也是对的，只是不红、轻政治是不对的。”他鼓励学生：“不要怕，立志当科学家，是祖国建设所需要的志气，就是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没有错。”这番话，为迷茫的学子指明了方向，守护了教学科研的园地。
他深知师资是大学之本。1961年，他主持制定《关于师资培养提高工作的意见》，提出“全面安排、长期稳定、重点培养、普遍提高”的方针，重点选拔培养学术带头人。他顶着压力，将一批学术造诣深厚的老教师和潜力巨大的青年教师确定为“十八罗汉”和“六十二小罗汉”，给予重点支持。“文革”中，他因此被诬为“重用反动学术权威”，遭受批斗。但他从未动摇，始终坚称：“支持和培养这些有学问的教授有什么不好？”正是这份对教育规律的坚守与对知识分子的保护，为天津大学乃至国家的科技力量留存了珍贵的火种。“文革”结束后，这些“罗汉”迅速成为各学科的领军人物，证明了李曙森政绩观的前瞻性与正确性——真正的政绩，不在一时之誉，而在长远之功。
胸怀全局的战略远见：
以担当谋划发展
李曙森始终认为，教育投资是最大的智力投资。1983年，已73岁的他以天津大学名誉校长身份，与匡亚明、刘丹、屈伯川三位著名教育家联名上书中央，提出著名的“八三五建言”。建议从全国700余所高校中选出50所左右，作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重点投资建设，使其办学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在建言中算了一笔战略“大账”：这些高校培养的人才，“所创造的价值绝不是任何一个重点经济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所能比拟的”。这份建言，立足于国家长远发展，成为“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先导。
这不是为一校争资源，而是为整个民族谋未来。晚年病榻之上，他仍撰写《随想录》，呼吁全社会深刻认识教育与强国富民的辩证关系。他的一生，践行了“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崇高境界。从主持起草“高教四十五条”为“高教六十条”奠定基础，到晚年推动国家重点高校建设战略，他的每一次建言和行动，都立足于教育规律，着眼于国家与民族的未来。
在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的图书馆内，李曙森同志的铜像静静伫立，目光深邃，仿佛仍在凝望与守护着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教育事业。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政绩，不在于显赫一时，而在于扎根教育规律、奠基民族未来，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
把“争一口气”的精神传承下去
——余国琮同志践行正确政绩观典型事迹
□ 文/赵晖
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当下，我们回望一位科研老者的一生，更能读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政绩真谛，更能明晰“面向国家亟须、扎根科研一线”的实干担当。他就是天津大学余国琮院士，我国精馏分离工程学科的奠基人、重水研发的开拓者，他以一生坚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成果用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成为政绩观学习教育中为国担当、务实笃行的鲜活典范。
赤子丹心：为国争气，以硬核担当破解“卡脖子”困局
余国琮的人生选择，从一开始就锚定“科学救国、科技报国”的坐标。1922年，他生于广州西关，1938年日寇铁蹄践踏家园，山河破碎的痛楚，让少年余国琮立下以科技强邦的志向。1945年赴美留学，他只争朝夕，两年内拿下硕士、博士学位，随后留校任教，入选美国科学家名录，面前是优渥安稳的学术坦途。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他毅然放弃一切，以赴港探亲为名冲破封锁，一句“我的国家很需要我，我不能推脱这个责任”，道尽一片赤子丹心。
1950年10月1日，余国琮应邀参加国庆大典，祖国的礼遇更坚定了他报国的信念。20世纪50年代，重水作为核工业关键战略物资，被西方严密封锁，我国一度面临“无重水、难建堆”的被动局面。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亲临天津大学重水实验室，握着他的手勉励道：“一定要争一口气，不能让我们的反应堆停下来。”这句嘱托，成为余国琮毕生的冲锋号。他带领团队在简陋条件下日夜攻关，反复推演、不停试验，首次提出浓缩重水“两塔法”，成功攻克高纯度重水制备关键技术，支撑我国实现重水完全自给，为新中国核技术起步和“两弹一星”突破作出重要贡献。这项技术，至今仍是我国唯一自主重水生产技术。
匠心深耕：扎根大地，以久久为功夯实产业根基
重水攻关成功后，余国琮没有停步歇脚，而是把目光投向国民经济命脉——石化工业。当时我国精馏技术整体落后，90%以上工业原料需经精馏加工，能耗占生产总能耗40%—70%，设备依赖进口、效率低、成本高，成为产业发展痛点。
余先生敏锐抓住这一国家急需，带领团队建立我国第一套大型塔板实验装置，在国际上率先开展大型精馏塔流体力学理论研究，提出精馏工艺与设备一体化重大工程科学命题，把实验室成果与生产一线紧密结合。他常年奔走各大石化基地，把企业难题当科研课题，创造“从研究到试车生产一条龙”模式，让技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经他改造的进口蒸馏设施，石油产品拔出率提升1—2个百分点，仅这一项就可为企业每年增加数千万元效益。余国琮真正做到了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指导的团队迅速实现了精馏技术的产业化，创造了为企业服务的从研究到试车生产的“一条龙”模式，先后改造或新建的工业精馏塔已超过一万座，直接带动了我国石化、轻工、环保等行业精馏分离技术的进步。目前，石化工业全行业80%以上的精馏塔均采用了该项新技术；在炼油常减压精馏领域解决了我国千万吨炼油中超大型精馏塔的设计问题，国内技术市场覆盖率达到了90%；在空气产品分离这一重要领域技术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以上，完全取代了国外技术。
薪火相传：立德树人，以精神风骨滋养奋进力量
余国琮不仅是战略科学家，更是立德树人的“大先生”。他常说：“中国的一流大学，必须为国家建设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只有通过科研成果、人才培养，解决国家重大需求，才能成为一流大学。”
余国琮80岁承担教育部教改项目，85岁坚持站着为本科生授课，一堂课近3小时不肯落座，只说“站着讲课是教师的职责”；90岁指导博士生科研，97岁伏案撰写理论专著，百岁高龄仍坐在书桌前归纳、凝练技术发展中的科学问题。晚年，他开创化工计算传质学新领域，专著英文版由国际知名出版社发行，成为领域经典，让中国化工理论走向世界。他叮嘱青年学子“做人老实、做事踏实、做学问扎实”，鼓励大家“干世界一流事，做隐姓埋名人”。
2022年4月6日，余国琮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0岁。他以百岁坚守，把“为国争一口气”刻进生命，把“扎根实际干实事”融入行动，把“立德树人传精神”作为追求，生动诠释了以国家需求为导向、以实干实绩为标准、以长远发展为目标的正确政绩观。
一生追着江河走 治水兴邦践初心
——袁国林同志践行正确政绩观典型事迹
□ 文/王涛
1993年，北京，水利部机关。
一份任命书摆在案头：赴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这意味着，年过半百、时任水利部总工程师的袁国林，要离开舒适的机关大楼，奔赴湖北宜昌的三峡建设一线，一干可能就是十年。
不少人都觉得，这个年纪了，又是总工程师，何必再去工地吃苦？袁国林却没有犹豫。他提笔写下一首诗：“一生追着江河走，酸甜苦辣不回头，轻车已过乐天溪，绝唱一曲在三斗。”第二天，便毅然离京赴楚。
这一走，就是十年，直到三峡工程实现初期通航发电。
在“仕途”与“事业”之间的抉择
1937年，袁国林出生于河北深泽一个水利世家。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水利系，他从小听父亲讲述中国现代水利奠基人李仪祉治水的故事，一颗“水利梦”的种子早已埋下。1957年高考，他十个志愿全部填报水利相关专业。1962年从天津大学水利系毕业时，正赶上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分配方案原本让他回北京，进入令人羡慕的国防科委设计院，他却找到系主任要求改派：“只要是水利就行，基层也可以。”
系主任提醒他：“可都是下基层啊，水利的最基层。”袁国林回答：“那就下基层吧。”
这句话，决定了他一生的轨迹。从根治海河工程（黄毕庄、朱庄、岗南、岳城等水库建设）、引滦工程（引滦入津，引滦入唐等工程建设）、引黄济青，到察尔森水库、天生桥二级电站、西北口水库、黄河小浪底工程、东北三江平原流域规划、淮河流域管理……他像一颗螺丝钉，牢牢钉在国家最需要的水利一线。42年的水利生涯，有37年是在现场工作。
“仕途淡如水，事业重如山。”这是袁国林的家训，也是他的政绩观。面对多次“封官许愿”、升迁机会，他和爱人毅然放弃，转而投身一线水利建设。在他看来，天津大学让他最值得骄傲的不是“出了多少达官贵人”，而是“当官的不多，做事的不少”。这种“实干、能干、求真、务实”的精神，正是母校“实事求是”校训的生动体现。
在“显绩”与“潜绩”之间的坚守
三峡工程，是世纪工程，也是检验政绩观的试金石。
在三峡建设工地上，袁国林不是坐在办公室听汇报的领导，而是经常戴着安全帽、穿着胶鞋穿梭在施工现场的“老水利”。大江截流、导流明渠、船闸施工……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留下他的足迹和汗水。
三峡工程既有“显绩”——举世闻名的大坝、宏伟的电站、通航的船闸，也有“潜绩”——漫长的前期论证、艰苦的移民安置、严格的生态保护。袁国林深知，没有这些看不见的“潜绩”，就不可能有看得见的“显绩”。他在三峡工程工作期间，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不抢工期、不搞“形象工程”，确保这一国家重大工程经得起历史检验。
晚年，他总结自己一生的水利实践，撰写了《善待江河》一文，发表在《中国环境报》。他提出几个观点，“不要叫河流变湖泊”， “不要叫河湾变河滩”，“不要强求河水变清”。他强调，水电开发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中国应该保留几条自然流态的河流和河段。
这番思考，源于他对中国水利事业的深刻洞察。在重视建大坝、搞开发的年代，他冷静地看到，过度开发可能带来的生态隐患。他呼吁，要算大账、算长远账，不能只看眼前经济效益，忽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个人”与“家国”之间的传承
袁国林的政绩观，不仅体现在个人选择上，更融入了家风和校风传承。
他一家8位“天大人”，三代从事水利建设。父亲、伯父、夫人、儿女女婿，都是水利战线的奋斗者。他们一家人的命运，都和国家的江河紧密相连。在他看来，个人的事业，只有融入国家需要，才有意义。
在天津大学卫津路校区，北洋大学堂纪念亭向东不远，矗立着一块“梦成真”纪念石。这是袁国林代表三峡总公司，在天津大学110周年校庆时捐赠的。这块花岗岩芯，来自三峡工程钻探，全国只有两块，一块在三峡，一块在天大。它象征着“三峡梦”成真，也激励着天大学子把人生梦想融入国家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树政绩的根本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袁国林用一生践行了这一理念。他追着江河走，追的是人民的福祉，走的是实事求是的道路。
本版内容统筹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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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编辑：张雪婷
